胡孚琛先生作品文集　(下)

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中国道家文化的综合创新

胡孚琛

(一)

当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共同迈进一个新的千年纪元之门，踏入21世纪之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回顾过去世界发展的历史，从而展望人类的未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将千万年来积蓄的能量加速爆发，使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几十年前还流行的观念很快过时，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过去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疫流行、战争危险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弹、生化武器等军备竞赛有难以扼止之势；仍然有所谓“第三世界”的贫困、爱滋病、疯牛病等灾病流行和人口恶性膨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活得好累。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空气、水、阳光、土地、石头、野草、树木，今天也迫使人们忧心重重地付出代价。诸如大气臭氧层破坏、珍稀生物灭绝、空气污染、资源匮竭、气候异常等上述恶果，决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21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21世纪的全世界已日益变成一个整体化的大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世界社会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前，虽然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交通、信息日益发达，一种新的世界社会形态开始形成。① 地球变“小”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近”了，国家和地方、民族相互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任何专制君主和政党再也无法闭关锁国，谁也不能无视对方的存在，地区的矛盾热点变成国际大家庭中人人关注的问题。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谁也不愿被排除在国际间的大型联合活动之外。学者们开始注意研究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中国先哲古老的“世界大同”之梦正在变成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这样，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智慧。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等杰出思想家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的历史规律，他甚至断言加尔文派的新教伦理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②。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本身的范围不易界定，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包括民俗)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是人为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层次。由此看来，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文化的因素，并从宗教中找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点，是有道理的。21世纪人类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根源都可归结为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引发的恶果。尽管人类文化有诸多不同的特质，但都从各种侧面寄托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关切，建立起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区分这些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我们考察各种异质文化的根据。

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不断召开有关道家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先哲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2)约在2550年前著的《道德经》也成为世界上哲学家们研究的热点。中国的道学文化，在世界各国学者眼中无疑是属于“过去”的，这种过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世纪的“未来”吗?道学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能寄托全人类对人生价值的关切?这些问题令人深思。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古老的生殖崇拜观念为核心形成的文明，它的文化传统分先后两种：其一是中国原始人类存在以来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经过若干万年积淀下来的老传统；其二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父权家长制逐步形成，特别是西周原始宗教革命正式确立的礼教新传统。显然，道家文化继承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数十万年的老传统，儒家文化则继承了周代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礼教数千年的新传统。③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崇扬儒家文化，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顽固地保留着宗法家长制的君权政治传统造成的。君权专制的国家政体用宗法血缘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而儒家文化正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型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不同，它的学说是从人体本身的修炼工程中体验出来的，认为人身是一个“小宇宙”，是自然界“大宇宙”的缩影，人体和宇宙的运行规律既可治身，又可治国，因而是一种天人同构、身国一理、取法自然的文化。几千年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古文化如巴比伦、埃及、苏美尔、印度文化等皆相继沦落，唯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其中的秘密恰恰在于道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鲁迅先生(1881-1936)曾经断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④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1995)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⑤ 这些话都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学文化中既蕴藏着死而复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品格。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能接纳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显然不是“严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于融汇异质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人们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以及能生能化，善于应变的长处。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各民族从自给自足状态变为相互依存，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相互流通，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必然也成了人类的公共财产。道家文化以“道法自然”为核心，以开发人类的心灵潜能为目标，它表述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等辩证规律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宇宙律，因而它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文化，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对道家文化的关注不是没有理由的。

歌德(Goethe, 1749-1832)在1828年10月23日同爱克尔曼(Eckermann，1792-1854)说：“据我所见，有一个时期要到来，那时候上帝再不喜欢人类，不得不把一切都毁灭掉，以便重新创造。”⑥ 在世纪之交，无论是欧美等西方社会还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东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层面都面临《易经》所谓剥久必复、穷极终变之势，不得不在“改革”等名目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大略和歌德同时的中国思想家魏源(1794-1857)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称《道德经》是“救世书”，说古今“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道家之学既是一种追溯宇宙本原的返本复初的智慧，又是一种永远属于未来的超前意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之为政要因时制宜，静可以无事无为因循自然，动可以力挽狂澜革故鼎新。因之中国的政治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政治变革之时，都注意从道家经典中汲取智慧。道学文化既然能救中国，难道不可以救世界吗?

早在20世纪中叶，剑桥大学的斯诺(Snow,1905-1980)就发现西方文化中“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的”要素相互分裂和对抗倾向造成了危机。⑦ 这种危机使他们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判断，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未来”作出有效预测，从而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某些世界一流科学家终于发现，西方机械论哲学的主客二分、物理还原、静态分析、孤立实证等思维模式日益显得陈旧过时，他们开始在东方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中国学者董光璧(1935- )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揭示了以李约瑟、汤川秀澍(1907-1981)、卡普拉(F·Capra,1938- )为代表的一批“新道家”使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观向道家思想复归，将道家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交汇点并以之为基础建造一个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平衡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⑧ 这种绿色文明就是具有自然生态智慧的道学文明。

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时期，道学思想一直受到正统的儒学思想的压抑，老子的《道德经》也被曲解为消极避世的隐士哲学，其积极救世的真义晦而不彰。魏晋以来尽管性喜老庄的学者甚多，《道德经》与《庄子》的注本也比比皆是，但多为望文生义之作，没几个人真能读得懂，《道藏》等道家典籍的思想精华也远远没有发掘出来。难怪朱熹说：“庄、老二书，注解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意出，只据他臆说。”⑨ 现在老子的道学文化已传播到世界各地，《道德经》的译本数目之多仅次于《圣经》，可惜这些译本也大多沿袭了儒家注本的曲解，甚至还以管窥天、生搬硬套地按西方哲学范畴给道家哲学归类，真正有所得者如谢林(F· Schelling, 1775-1854)、布伯(M·Buber, 1878-1965)、海德格尔(M·Heldegger, 1889-1976)等可谓凤毛麟角。今天，当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认清中国道家的思想价值时，我国学者应该重新发掘道家典籍，对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将道学文化的真实面貌公诸于世，从而形成新道家学派，完成创立新道学的历史使命。

(二)

道学之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原指道家老子创立的有关道的学说，以《道德经》为经典，它包括哲学的道家、宗教学的道教和属人体生命科学范围的内丹学(丹道)。元人脱脱立《宋史·道学传》，将儒家的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传授的理学称为“道学”，遂致“伪道学”之诮。明代李贽(1527-1602)曾力斥“宋明理学”为“假道学”，指出仅有老子、庄子的学说才是“真道学”。考中国古文献中凡较严肃的学术分类或艺文志书，皆以儒、道并举，没有将儒家学说称为“道学”者。其实早在六朝时期陈代马枢就曾撰《道学传》二十卷，所收皆张天师、许迈、吴猛、陶弘景等道教精英，今仍有陈国符先生辑佚本传世。《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六年(1116)春“置道学”；宣和元年(1119)五月“诏德士(僧人)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是宋代朝廷亦将道教之学称作“道学”。拙著《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10 已首先为道学正名，将宋明理学和心学统称为“宋明儒学”，将老子、庄子有关道的哲学称为“道家”，将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以道为信仰的宗教称作“道教”，将有关道家、道教、丹道的学术总称为“道学”，以和西文中的“道主义”(Daoism)相对应，我想这不难取得学术界的共识。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在老庄的“君人南面之术”中，《老子》侧重君学，《庄子》侧重人学。君学是执一统众的帝王之学，人学为回归自然的真人之学，故道家之学实为宰割天下的“屠龙术”。相比之下，孔孟的儒家之学，乃是替帝王施行教化的“臣民北面之术”。孔子“遑遑如也”而尽臣节，孟子以民为本而倡仁政，此可谓儒生循吏进取功名利禄之“登龙术”。由于道学的政术与民主政体天然相合，而与家长制的独裁政权多有冲突，故中国的统治者多讳言道学而推崇“家天下”的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凡如“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都是黄老道学发扬光大的时期。近世以来，通过民主政体的变革推行黄老之道，以经过创造性转化的新道学文化增强综合国力，将外来文明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土壤中，曾经是中国学术界某些志士仁人的一种政治企盼。严复(1853-1921)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老子道德经评点》)鸦片战争之后，欧美的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形见绌。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著《论世变之亟》云：“呜乎!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盖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严复断言西方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自由”与“不自由”这点上，真是抓住了要害。

考察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主要根基有三：一为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二为古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传统；三为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三者混而为一，形成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国，以科学技术的力量征服世界。盖西方文化设定人性是恶的，自由主义即个人主义乃是人的天性，因此约定一个最低界限，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权观念。因个人自由不得妨碍他人之自由，必须以法治约束之；法治之运行又要防止专制权力的破坏，必须以符合多数人意愿的民主(包括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保障之。如此法治以自由为根基，科学以民主为条件，乃是西方社会近三百年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由此看来，人民之自由无保障而想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社会不民主而想建成科技强国，乃是不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机制的自欺欺人的幻想。西方社会之国体皆为资产阶级政权，而政体则是民主法治社会，这种政体对官僚特权有一定抑制功能，以维护社会公正原则。按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愚昧、迷信乃专制主义之产物，法治、科学是自由民主之硕果，自由主义为现代社会之根基，因之欧美等国在全世界高扬“人权”的旗帜。西方社会的自由实际上也是被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严格限定的，他们称之为法律与伦理规则限定的“自由空间”(free sphere)，并相信越能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才越能产生文明的秩序。民主政治也是存在多种流弊的制度，只不过比专制政治对人民的危害较为减少而已。特别是近世以来，西方文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一是整个文化根基中的科学要素和人文要素出现分离倾向；二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相互矛盾，民主的多数人抉择并非总是合理的，特别是当权者以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媒体舆论经常欺骗人民，使整个社会偏离公正原则。西方社会以人为的力量改造世界，以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都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情报复，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伦理道德日益恶化，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战争机器的膨胀，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西方文化在短期内创造出人类文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类种下灾难性的恶果。

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是以儒、释、道三教互补的文化为传统的，其中尤以孔、孟、程、朱的儒家礼教作为统治思想。儒家文化乃是维护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思想支柱，它是以“家国同构”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政治体制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早就发现中国社会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他称之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政体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11 令人惊喜的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1901-1969)就应李约瑟博士之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探讨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等，揭示了中国以儒家礼教为文化根基的家长制官僚政治的特征。12 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并不代表社会成员中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阶级以和人民对立。他们是在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中逐步蜕变而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只层层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13 官吏的选拔、任免靠人治而不靠法治，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主要是“忠”而不是“廉”，统治者所关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稳定和权力的神化，人民的贫困愚昧和思想麻醉是他们实行压迫、剥削和维持既得利益的社会条件。马克斯·韦伯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数千年不衰的官僚政治体制，并命名为“家产官僚社会制度”。他说“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官僚制运行的‘精神’，在中国与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14其实，中国传统家长制官僚集权政治“运行的精神”就是礼教，家产官僚制在中国的顽强生长是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它的内圣外王之道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出发点，首先设定一个最高界限，即圣人的境界。尽管五千年来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新兴阶级力量不断更替掌权改变着中国的国体，但宗法家长制的国家政体始终没有改变。历史规律证明，更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掌权的新国体和由家长制君权政体革新为民主宪政体制是同等重要的。专制政体是天然滋生剥削阶级并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集团服务的政权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圣”根本无法萌生自由、民主思想，开不出现代社会的新“外王”，仅是靠树立圣人、贤人、君子、英雄的“榜样”作为道德典型教化人民安守本分，大家共同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追求尧舜的圣人之治。然而无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制的腐败，这是一条铁的政治定律，也是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盖因人民之大多数难以成为“圣人”，而掌握最高权力的家长也不耐受“圣人”理想教条的束缚，进而由圣人理想的追求堕落为实际利益的追求，反会利用权力将自己神化为“人圣”，将国家政治领域变成充满忌讳、阴谋、残杀、多数人不敢参预的凶险场所。这种家长制官僚政治一是其虚伪性，必然不断变换手法以某种“圣人”的招牌弄虚造假欺骗人民，致使整个社会造假成风；二是其腐败性，贪官污吏上下结网封杀正气使社会失去起码的公正原则，政权的基础日益腐烂；三是其残酷性，官场渐变为勾心斗角的赌场，日见虚弱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传宗接代的私有化权力不择手段，镇压的面越宽，禁忌越严，同民众就越隔绝。按儒家不断革命的政治定律，统治者从“圣人”，到“人圣”，再到“独夫民贼”，“汤武革命”的政权交替方式就要发生了。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历史上是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而就中国说，则还在继续发生反时代的破坏作用”。15显然，儒家文化的这些弊端是同现代社会不相容的。

在世纪之交，“文化”和“传统”问题再次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从根本上说，所谓“文化”本身都植根于“传统”，21世纪的文化战略必须对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诠释，即集中各种异质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越来越向人们揭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运动规律，各民族的异质文明之间只能相互融汇，除了野蛮的种族灭绝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种文明简单取代或扼杀另一种异质文明几乎是办不到的。传统文化本身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规律，违背自然急于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换、毁坏等政治手段，往往引发人性扭曲、道德败落、社会躁动不安的恶果。开化的高级文明固然可以同化野蛮的低级文明，但吃掉对方的同时也就将对方的文化要素作为化学成分融入自己的躯体，再也无法摆脱它。一个民族更是无法将自己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一刀切断或中途抛弃，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都得将个人命运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传统文化被征服了的民族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根基，从此会缺乏争雄的生机而充当小伙计。21世纪世界文化运动的大趋势是“多元并存，相互融汇”，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在21世纪不是什么“文明冲突主宰全球政治”，16而是要由“文明冲突”转向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文化交流，以促进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汇，从而出现一种普世的文明将人类导向光明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继续推销“西方文明中心论”，因为西方文化必须重新认识古老的东方文明并从中汲取营养。儒家的礼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因袭的重担，但摆脱的办法也不能全盘否定儒学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释学的方法促进儒学现代化，儒学之精华有为我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所不可缺者，因此我特别赞赏学术界创立新儒学(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尽管佛教必将成为最有希望的世界宗教，人类的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宗教信仰也不能取代理性思维，佛教文化不可能作为建构世界文化的根基。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至今1350年间，阿拉伯人和汉人杂居、通婚、改汉姓、习汉语，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仅据16-18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的著述看，伊斯兰教文化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汇”的现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1570-1660)、刘智(1660-1730)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所述苏菲主义教派从理论到修炼皆和丹道暗合。可见道学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能够对话和交流是毋庸置疑的。

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须有所破，立就是要创造性地诠释道家文化并汲取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破就是要扬弃儒学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化腐臭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进取精神融入新道学之中。道学既和儒学一样设定人性是善的，又特别强调追求人性的自由和完整，道学的真人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自由(“积极自由”)的人，因之它完全可以包容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要素，又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陷。由道学文化出发，我们不难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21世纪文化战略。

(三)

人类文明都不能没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我们只要认真考察西方的文明史，就会发现西方的哲人和科学家(如牛顿、开普勒)等都对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抱有真诚的信仰，为上帝而求证曾是西方伟大哲人献身学术研究的动机，他们以自己的理性思维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中国儒家文化将超越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的源头统称为“天”，西方文化将人的理性所不能达到的一切价值之源归结为“上帝”。这说明这种一切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各种文化体系的支点，它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理性思维的高度发展也需要有一个超越的无限本体作为终极信仰才能给科学、哲学的发展带来动力并给人类社会带来秩序和价值观念。当现代科学和哲学以理性思维的成果终于动摇了西方人的“上帝”信仰时，尼采(F.Nietzsche, 1844-1900)惊呼“上帝死亡了”，中国的无神论者也早就对儒家的天神主宰抱有怀疑，这说明“上帝”或“天”的人格神信仰并不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极限。然而据《道德经》所述，道学文化中“道”的范畴却是“先天地生”，“象帝之先”的，即道在天之前，并能生天生地，又在上帝之先，高于上帝。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它是唯一的终极的绝对真理，因而同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遥相呼应。道在本体论上的无限超越性又可作为宗教的终极信仰，使之成为理性的科学、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的交汇点，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

可以断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之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学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汇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道学文化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融汇为一体，打通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填平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将人类认识世界的所有知识变成一门“大成智慧学”，向最高的“道”复归。

什么是道?老子《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5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1章)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等哲人“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舍弃宇宙万物的一切具体属性，寻找宇宙的起始点和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体悟到宇宙万物之中最本质的共相，这就是道。道是宇宙的本原，它有体有用。作为道体，它是形而上的宇宙的原始本体，呈现“无”和“有”两种状态的统一。首先是“无”，即宇宙创生之前的虚空状态，称为“天地之始”，具有质朴性和绝对性。然后是“有”，即宇宙创生之际含有先天一气的混沌状态，称为“万物之母”，具有潜在性和无限性。作为道用，它是宇宙万物生化运动的总根源和驱动力，是形而下的法则秩序，即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称为“常道”。道化生出时间和空间，物质与精神，运动与静止，生命和文化，并作为一种物性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之中。它贯穿古今、囊括万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体现了宇宙的真实结构和内在节律。道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人体的本我。作为宇宙的本原，道是一种绝对的真知，因而为符号指称所难以描述的客观存在。语言符号的指称只能描述相对知识，而道是可以体悟难以言说的绝对知识。作为人类心灵的本我，道是“知觉者”，因而具有不可被知，不可当作被测量的对象，即“不可名”、“不可道”的性质。道是无分别相，它可以“齐万物”、“等人我”，不能被区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却可以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道是人类知识之根，学术之本，它是宗教的终极信仰，哲学的智慧之源，科学的原始公设，美学的最高境界，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世界文明的坚实支点，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

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道德经·42章》)这段话是道学文化中关于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基本图式，道学的道就是一种自然生化之道。其中“一”指先天混沌一气，道教内丹学家称之为元始先天祖气，是宇宙创生之始混沌状态中隐藏着的秩序，是产生万物普适的内在节律的信息源。“二”是阴阳二性，即引力和斥力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状态。“三”是有象、有气、有质的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在宇宙创生之前，道从虚无空灵状态中先化生出先天混沌一气，继而分出阴阳二性，再依次转化为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基本要素，在宇宙大爆炸中由信息、能量、物质组成万物纷纭、生机勃勃的世界。物质是宇宙以粒子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区别。能量是宇宙以波动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运动和静止、连续性等运动状态。信息是宇宙以选择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有序和无序、方向性与合目的性。信息是物质和能量的形式或结构，粒子性的存在形式为束缚信息(熵)，表现为空间；波动性的存在形式为自由信息，表现为时间，因而信息本质上是时间与空间的耦合。宇宙中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命界到人，都是由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组成的，人的心灵或精神本质上是信息的高级形态。在自然界天然变化中发射自由信息的熵增过程，都是可用能减少的过程，这时系统的内能在量上虽然守恒，但在质上要发生退化，可用能会转化为束缚能。孤立系统的内能和信息是守恒的，物质、能量、信息都是可以按一定数学关系相互转化的。17这样，最小最轻的基本粒子（如中微子、光子）必然同时具有波动性、粒子性、选择性等三种特征，宇宙从创生起就有合目的性的选择趋势，生命现象的出现及人类心灵的花朵盛开决不是偶然的。新道学的宇宙图式，消除了西方哲学史上心和物（包括能）的对立，给出了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发现宇宙中早已隐藏着出现生命和心灵的潜在根据，这必将对未来的科学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基督教传统将不可逆的时间箭头充作西方文化的支柱，使人们相信耶稣的生、死及在十字架上受难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事件，时间是穿越过去和未来的一条无限延伸的不回头的线。这种观念和中国儒家文化大致相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道学将“宇宙”并称，“宇”是空间，“宙”是时间，即认为时间和空间有着本质的联系，没有空间的时间和没有时间的空间是同样不可思议的。道学认为时空的量度具有层次性，其大小、长短是相对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庄子·逍遥游》）“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道学从时空的发生探讨宇宙的本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庄子·齐物论》）时空的本原就是道，道的特性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25章》）这就是说，道学认为时间的箭头既是不可逆的，又是循环往复的。18道从虚无中化生出先天一气，出现了引力和斥力，正物质和反物质，这就是阴阳二性相互作用的信息源。随着大爆炸后的宇宙膨胀，空间越来越大（大）、产生了不可逆的时间箭头（逝），在无与伦比的大尺度上（远），最终出现返复和循环的趋势(反)。道学认为过去中含有未来的信息，未来也影响过去，二者是无法相互摆脱和相互分离的。道学的内丹家发现宇宙中除了可观察、可测量的有形有象的世界(色界)之外，还隐藏着一个无法观测的虚无空灵的世界(无色界)，这两重世界相摄相容，即此即彼，亦此亦彼。科学仅能研究宇宙中的现象，道学才能洞察“物自体”。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围是探索“色界”的自然律，而道学却在逐步揭示“无色界”的秘密。科学逻辑推理的大厦是建立在无数根本不能证明的“公设”或假设上面的；有公设，就有局限，不可能确知无限的事情。新道学的智慧不但激发人们不断地改变这些公设或假设，不断转换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且还要求以内丹学心灵修炼的方式彻底拿掉这些公设，直接进入道的境界，从而超越现象感知虚无。道是不能数学化的，因为没有公设的数学是不可想象的，但道学和西方思想却是相容的。新道学是自然的学说，是生化的学说，是变易的学说，所以也是时空的学说，因为空间是变易的场所，时间是变易的次序。道学又是超越时空的学说，当内丹家入静心灵不动时，出现一片虚无空灵的渺冥景象，达到无时空的永恒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因之道学的智慧能从人的心灵体验中展现出来。新道学的智慧开拓了时空观的新境界，需要当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实证的精神再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西方科学思想一旦吸收了新道学的观念，必将获得一种革命性的驱动力，从而在新世纪里揭开宇宙、生命和人类心灵的奥秘。

道学文化的精要在哪里？究而论之，道学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突出一个“化”字，即认为事物按照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强与弱、祸与福都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在促进事物向有利自己方向转化时贵在一个“因”字，即因任自然，因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道学以“中”字为纲要，在治国平天下的用世之道上也巧在一个“中”字；在调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在一个“和”字；在个人处事应世上法在一个“忍”字；在人身修炼工程上诀在一个“逆”字。道学的精要在于参透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以道术秉要知本，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贯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的策略思想。道学是以“反”为“动”，以“弱”为“用”的哲学，因而是真正强者的哲学。进一步说，道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超越性，反对人和社会的异化，以回归自然为目标。更进一步，道学体认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之于掌中，进而悟透生死，还虚合道，融身大化，最大限度地开发人体生命和心灵潜能，追求人同道的一体化。道学是一种既可学又可修的文化，丹道修炼是道学探索宇宙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的重要途径。如果谁能在刻苦研读道书中有了以上深切体验，并能按道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便会将个人和天下过去未来的大势了如指掌，真正成为一个得道的人。

（四）

老子《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自然是道的特征，道学的智慧主张向道复归，也就是回归自然。“自然”在道家著作中是“自然而然”之义，乃道之本性，自然界(Nature)大致相当道家著作里的“天”。道学不赞成儒家荀子那种“人定胜天”、戡天役物的思想，而是主张“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互动的原则。庄子提出：“天与人一也”(《山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道学这种与大自然为友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纠正了西方文化破坏自然生态的弊端。道学认为自然界里风吹海啸、花开花落、生灵繁衍，都依自然律而行，而自然律就是道。这些自然存在物天然具有道德和权力的含义，人类戡天役物的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界允许的限度。现代社会的人们沉溺于科学技术创造的“人工自然”，同天然的自然界逐渐拉开距离。然而，人类距离自然界越远，社会一体化的联系越紧密，生存的基础反而越薄弱，甚至一次偶发事件也会使这些被现代化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的人们灾难临头。

在文化上，道学认为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美学）、伦理学是不可或缺且不能相互取代的五个基本要素，只有道能够贯穿于这五个基本文化要素之中。道学能激发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创造精神；能给哲学以辩证思维和究天人之际的恢宏气度；能以大慈大善，大诚大信的悲天悯人的宗教信仰情怀给人生以终极关怀；能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尊严并为社会提供无比高尚的道德观念；能成为人类知识的源头活水；它的价值观也可成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重要导向。西方文化本来在“象、数、理”上比以周易象数为基础的道家经典有独到的高明之处，形式化的逻辑体系和高等数学的辉煌成就，促进了现代科学大厦的建立。然而20世纪以来，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证明在形式体系中完备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使量子力学的物理定律变成统计性的几率描述。这一科学革命的趋势预示着西方科学需要汲取中国道学的思想才能创新。老子的道学思想和西方哲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 约前5世纪）的“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产生”的思想相反，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西方科学已从过去只研究“存在”，不研究“生成”和“演变”的根深蒂固的“构成论”旧观念，向“宇宙万物都是生成的”这种现代“生成论”的新科学观念转变，而“生成论”恰恰是道学思想的核心。新道学思想不仅可以革新西方自古希腊原子论复活以来“构成论”的思维模式，而且在科学方法论上也会导致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方法向有机整体论方法的变革。从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看，生命科学必将成为新的科学革命带头学科，而生命现象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它是不适宜用拆成小零件的还原论分析方法来研究的，新道学的整体观及生命观预示着科学观念的创新。

在世界社会化的大趋势下，21世纪人类社会变革的节奏还会加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层次更会加深。由于这一趋势，一方面各民族的多种异质文化将获得充分地发掘和发展，另一方面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取长补短，加速相互融汇的过程。道学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人类智慧的凝聚点，一种集多种异质文化优势而呈东西方文化互补形态的新道学文明将要出现。中国哲学家陆九渊（1139-1193）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１９道学是圣人的最高哲学思辩，而圣人的哲学智慧是跨越时间和空间，不受民族和国界限制的。无论东方或西方，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新道学思想都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灯塔。

社会观上，新道学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一个模拟自然界或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最优的自动化系统，这个社会系统依乎天、地、人之道，无亲无疏，大公大慈，导人向善，是一种“万物将自化”（《道德经·37章》）的自然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道学主张一种以自然生态立国的经济模式，反对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生产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学强调一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32章》）的分配制度，将普施利益于天下众生作为价值分配的支点。道学从来不反对每个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但也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德经》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79章），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的规律，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所偏爱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庄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儒家的仁义之治；“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莅天下”，认为“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道德经·77章》）人若能达到“有馀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天之道的境界。道学之仁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则无亲，故对天下一视同仁。老子的思想是从母系氏族无剥削、无压迫、无私产的原始公社文化升华而来的，因而具有“天下为公”的超越时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多采用一元化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积久则造成一人独裁人人为奴的局面。道学的政体倡导一种“三元一太极”的阴阳互补结构，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约、上下反馈的自调节的和谐机制，百姓逍遥于大自然中自由发展而感受不到政权的存在。道学的社会才真正是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相互协调而形成的自动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仅受天之道和人之道即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的限制。道学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学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并包容法治的优点且超越了西方法治社会。盖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鼓励人的贪欲，而社会犯罪皆由贪欲而生，故法律繁多而犯罪不止，司法系统遂成为庞大的社会谋生行业。道学的价值观抑制人的贪欲，自然立法即是将人的行为规范到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上来。这样法律本身也是自然律，代天行罚至简至易无亲无疏，自然之治的法治也即是道治。《庄子》描述了道学不以私心治天下的自然之治：“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道学认为自然生态社会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人与禽兽乃至整个自然界都处于平等和谐的状态，人人自食其力，同德而不党，无宗法等级，无剥削压迫，具有纯真朴实的人际关系。“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道学关注民性的自然，人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与完整；认为能恢复人类真实、自然、纯朴、善良的本性的社会才是道学的“至德之世”。

在伦理上，新道学的要点就在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５１章）这段话里。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落脚点，“德”就是“得道”，是道在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中的体现。由此可知，尊道贵德就要将道的“生化原理”和德的“中和原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展开，使之成为人生的和社会的价值标准。“生”有“生成”、“生长”、“生命”、“生存”、“创造”等含义；“化”有“变化”、“发展”、“转化”、“进化”等内容，二者集中了道的自然性，说明宇宙是由道“生成”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都在生生化化自强不息地发展着。道化生出先天一气和世界万物，这就是生化原理的作用。先天一气就是宇宙中无处不在的原始自然力，是万事万物生化发展的驱动力，是生命的源泉，是歌德曾经猜测到的“创造力”，它来源于道，是道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发挥作用的特性（道性）。道学中的道性也即是德，德的特征表现为“中和原理”。“中”之义有四，从事物规律上讲，“中”为“正”，即中正的必行之路；从事物变化上说，“中”即“度”，即在限度适宜的范围内活动；从空间上讲，“中”是“虚”，虚无乃道之大用；从时间上讲，“中”即是“机”，即“动善时”，因机乘势“不得已”而为之。“和”有和合、和谐、调和、“和而不同”之义，是谐调各类关系和处理矛盾的原理。中和态是宇宙间的自然稳定态，无论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所有运动都有趋向中和态的倾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生长，就是发展，就是创造，就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是历史潮流。道家伦理学认为，凡尊道而贵德，符合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都是善的、美的、真的，有人生价值的。反之，那些违道背德，违反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就是恶的、丑的、假的，应该被世人唾弃的。以上为新道学判定人类社会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核心。

道之尊和德之贵，并非靠行政命令的干涉和世俗权力的束缚，而是人自身修道养德逐步觉悟与自然节律同步造成的，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道学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发展指标，而是要看这个国家在该时代里人民有没有尊严。道学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确认人的自然本性是真、善、美的，因之道学反对人的异化，呼唤人类纯朴的“良知”。道的本质是大公大善、大诚大信的，人人都含有道性，因之人的自然本性都是善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良知，只是这种道性和良知被后天的物欲蒙蔽了。由此观点出发，新道学以反异化为特色，倡导一种纯朴的社会，主张通过人体和心灵修炼工程开发出人的良知，使人的真性显露，从明心见性进入道的境界。这样，道学的伦理在世俗社会里就展开为中和、公正、纯真、诚信、俭仆、寡欲、重生、慈爱、善良、宽容、忍让、谦柔等行为标准。在新道学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一，是一种觉悟了的“物”，因而才称作“万物之灵”，感知万物就是感知“自我”，只有唤醒自我的良知，才能揭示出宇宙真、善、美的自然本性，才能与道合真。道学的精神是最宽容的精神，道学的社会功能是教化各民族各种人同归大道，化邪恶为善良，最终将老百姓的意志体现出来。道学的政治才真正是公民以自由、平等的身分参与公共事务的众人之治，才会出现真正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老子《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7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49章）由此可知道学重生爱物、慈善为怀的救世之心。

在个体生命上，新道学主张人通过修道而达到真人的境界，而真人为纯真无假的人，也即道教里的仙人。道学将修道看作是技术问题，认为只要通过内丹学的人体修炼系统工程，按法诀完成内丹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四个修炼程序，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潜能，使自身的精气神与道一体化，与大自然的本性契合，能和宇宙的虚无世界交通，便是体道合真的仙人。人通过道学的修炼达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Maslow, 1908-1970)“超越心理学”所说的那种“高峰体验”，并和佛教禅宗、密宗、印度瑜珈、伊斯兰教苏菲派等修持方术一脉相通。这样，仙人境界就成了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体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真人境界。

内丹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智慧结晶，是一种综合道、释、儒三教文化的宇宙论、人生哲学、人体观、修持经验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又是一项为探索生命奥秘，开发精神潜能而修炼的人体系统工程。现在内丹学的研究正在引起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注意。早在1920年德国学者卫礼贤（R.Wilhelm,1873-1930）就在北京得到一本恰巧是较为通俗的丹经《太乙金华宗旨》，并立刻觉察到它的科学价值，于1926年将其译成德文。1928年，卫礼贤将自己的译稿交给著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1875-1961），荣格为此书写了长篇评述，于1929年出版。荣格在对《太乙金华宗旨》的评述中认为中国古老的内丹学和西方现代分析心理学、心身医学是相通的，他从分析心理学中“看到了一个接近东方智慧的崭新的意想不到的途径”。《太乙金华宗旨》德文第5版上载有歌德的诗：“西方与东方，不会再天各一方”，20英文修订版按语中提出“认识心灵始终是人类的最终目标”，而内丹学的研究正是指向这一目标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自号“十宿道人”，对道教方术中的科学内容进行了认真发掘，《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5分册专门讨论内丹学，他称之为“生理炼丹术”。这说明道教内丹学已开始传往西方，它的真实面目正逐步被西方学者所认识。

内丹学的理论基础是试图将老子的道家学说变为丹家的切身体验，在人体中将道家的宇宙论作时间反演的实验，使自身的精气神向道复归，并以招摄宇宙虚空中的先天一气为要诀。这些丹家把人的意识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常意识（日常的认知、推理、思维等理性心理活动，丹家称为“识神”）；深层的潜意识（非理性的欲望、梦、幻觉等，大致相当弗洛伊德心理学所研究的范畴，丹功中的“魔”和“真意”属这一心理层次）；最底层的元意识（遗传的本能意识，人的“真性”，丹家称为元神，佛教称”阿赖耶识”）。21这样，内丹学就成了一套凝炼常意识（识神可凝炼为“意念力”）；净化潜意识（“真意”即净化了的潜意识）；开发元意识（识神退位则元神呈现）的心理实验程序。丹家把元神称作“主人公”，是真正的“自我”，当排除常意识（识神退位）进入无思维的虚灵状态时，称为真空妙有的境界，元神便呈现，从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因之内丹学又是一项开发自我，认识自我的生命科学。内丹家通过丹功修炼使自己的身心节律与初始的宇宙根本节律相调谐，将虚空中的先天一气招摄到体内，在恍惚杳冥的混沌状态中与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和虚无世界交通，达到后天返先天的天人合一境界，称之为体道合真。

现代科学对于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而对于宇宙的虚无空灵状态，对于人本身，人的大脑及其精神活动，对于生命和心灵的本质却知之甚少。许多生命现象和心灵活动的效应上个世纪在科学界引起一次次争议，当代科学在这个同宗教交叉的领域还被一片“乌云”笼罩着。内丹学的研究是打开宇宙虚无世界，打开人体生命和心灵之秘的钥匙，内丹之谜的揭开必将给现代宇宙学、生理心理学、心身医学、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带来突破性的进展。我相信，内丹学的西传必将引起一些宇宙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脑科学家的注意，从而调动东西方学者的智慧共同攻开人体生命科学前沿的堡垒，为全人类造福。

总之，道学文化包括究天人之际的自然学说，察古今之变的历史学说，穷性命之源的生命学说，集中了自然、社会和人体生命的智慧，必将给21世纪的人类带来希望。新道学是革新的文化，前进的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世界大同的文化。新道学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东方的，更是属于全世界的。

注：

①钱学敏：钱学森的哲学探索，《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钱学森教授认为世界社会化是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将为大同世界奠定物质、精神、文化基础，从而叩开共产主义的大门。

②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据纽约1958年版本译出。

③胡孚琛：道家、道教缘起说，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4期。

④《鲁迅全集》第九卷，第2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17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⑥《哥德对话录》，爱克尔曼著，周学普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⑦Chares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59.

⑧董光璧：《当代新道家》，第4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⑨《朱子语类》卷七。

⑩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1月出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12 13 15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

14〔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据图宾根摩尔出版社1978年版本译出。

1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于美国《外交》1993年夏季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以《文明的冲突？》为题，译载此文。亨廷顿断言“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

17 我曾推导出信息量I、可用能E和绝对温度T的关系式：E=HIT。当信息量的单位取比特，H=0975×10-16尔格0K-1，为玻尔兹曼常数K和ln2之积。上式的物理意义是：热力学系统储存的信息量I和该系统的可用能E成正比，和其绝对温度T成反比。结合热力学第一定律，我们还可以得到下面的关系式：U=HIT+JTS，U为整个系统的内能，J为热功当量，S为系统的热熵，JTS也叫束缚能。上式说明，在孤立系统的内能不变时，要增加能量的信息储存，就需要做功以减少系统的熵，使其可用能增加。反之，当系统的熵增加时，可用能就减少。由此看来熵不但是热分子混乱程度的标志，而且是能的不可用程度的量度。反之，信息则是系统结构的有序性或能量的有序性及可用程度的量度。这样，我们就可弥补原来能量只从量上量度的缺陷，给出能量从质上比较的标准。另外，人们知道，爱因斯坦也早已推出著名的物质、能量之关系式（E=mc2）。

18 在现代科学中，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和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时间的方向都是可逆的，只有热力学第二定律（玻尔兹曼的熵定律）是有时间箭头的。本文关于信息与可用能之间的关系式，就是从玻尔兹曼关于熵的定律入手导出的。至于时间循环的思想，古希腊的斯多葛（Stoics）学派也曾有过，本世纪初数学家庞加莱（H.Poincar¨）也提出了循环论的定理。另外，爱因斯坦也发现时空是密切相关的。与道学文化不同的是，西方文化中时间和空间，时间的不可逆性和循环论，是互不相容的观念。

19 陆九渊：《谥议》，载《陆九渊集》第33卷，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20 歌德：《西东合集》，Jnsel出版社1819年出版。

21 胡孚琛：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人体观探索，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

--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胡孚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新道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它以对道学这一全人类共同的原生态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和现代诠释为基础，吸收儒学、佛学中的合理因素，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接纳进来，与中华文明融会为有机整体，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普世文明，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Neo-Daoism is the thir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a comprehensive renewal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Daoism, the primary culture of mankind, absorbs the positive elements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ssimilates the essence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makes it an organic whole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so as to create a universal Daoist civilization which has the prime of civilizations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over the world aiming at solving our common problems. This is the only feasible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

关键词：新道学、原生态文化、文化复兴、意识革命

在2001年北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笔者发表了《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①]，综合中西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对古老的道家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与现代化诠释，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称之为人类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这一学术观点能否被世人所接受，并成为各国思想家主导的信念，有待于人类激发一场真正的意识革命，树立起全新的文化视角。这种全新的文化视角不仅同西方社会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而且要从悟道的广阔视野和最高境界去体认。人们终究会认识到，全人类的各种异质文化本来是从同一个原点起跑的，道学的生态文化是人类最初的文明，也必将是人类最后的文明。

（一）

道家之学，实质上是一种原始反终、探赜索隐、极数研几、藏往推来、钩深致远、穷神知化的学说，其思维方式在于“执一统众”。“一”是“种子”，是“基因”，是“原型”，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以“一”为“模本”展现某种历史系列，因之世界上万事万物本质上存在着同一性。

世界上的男人、女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表面看来千差万别，但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观察他们的遗传基因（gene），特定核苷酸排列次序的差异却微乎其微。看来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是表象，而共性却是本质。令人惊奇的是，各色人种自受精卵开始，在子宫中十月怀胎，其胚胎发育都要重演36亿年（特别是近2.3亿年）生物进化的历程，重复从单细胞生命体，到水生多细胞生命，到鱼类，到两栖类，到爬行类，到攀缘类，到古猿，到人的进化系列，这就是人类胚胎的重演律。胎儿自出生后，又从会哭，会爬，会站，会走，会说话，重复人类身体和智力进化的历程，这是人类个体生理和心理发育的重演律。

其实人类不同民族、国度的异质文化也是一种生命体，也有相同和相异的“文化基因”，也会像生物那样形成各自的“文化生态群落”。在整个地球上，水、空气、石头、土壤等存在物都有物质的同一性，这在自然科学上已无疑义。地球上的植物、动物也存在同一性，都受生命科学规律的支配，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再进一步，地球上东西方各色人种，其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规律也是同一的，可以按同一原理用医药治疗身体的疾病或用音乐调整心理的情绪。他们可以杂居，可以共事，可以通婚，也可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由地理环境造成的肤色、体质、习惯等差别仅属于次要地位，这在学术界大概也不难理解。曾以“元素周期律”揭示宇宙间物质普遍联系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在《1870--1871年日记》中写道：“科学就是在探索共同的东西中形成的！”[②]当前各国学术界对地球上的自然生态存在同一性尚能理解，但对地球上的人文生态也存在同一性却缺乏认识。实际上，人类各异质文明的不同民族不仅在发生、形成和社会进化的历史上存在同一性，而且地球上这些民族各自形成的传统文化也都含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由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差异仅处于次要地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地球上人类分布的不同部落都曾有过语言和文字的始创阶段，都曾经历过石器时代，都曾有过漫长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人类初始的文明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巫史文化，人类的童年都是在天人合德、人神交通的原始宗教中度过的。人自胎儿、幼童到少年，也会重复人类文化的进化历程，这是一种人类心智和文化的重演律。因之，由原始社会遗留给人类文化基因的普遍规律可以断定，以人为的手段消灭宗教的思想和图谋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狂妄行为，人世间所谓“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消除自己在进化史上与生俱来的宗教情结（complex）和天人合一、人神交通的心理原型（Archetype）。

人们一般将“文明”作为与“野蛮”相对立的人类进步状态，并与“文化”混为一谈。严格讲来，“文明”和“文化”的概念稍有区别。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状态，历经大约200万年的进化，萌生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以原始人与自然界争夺生存权的集体活动和自发的原始宗教信仰为核心和先导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都能证明这一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大约发轫于距今数十万年以前的有巢氏、燧人氏时期，人类有了居住巢穴，发现了“火”的用途，在数十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有了语言，也就自发地产生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大约距今八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进入了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为标志的原始社会，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大量人类遗迹和遗物资料可以描述中国文化初期的轨迹。我曾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观念，将人类发展的历史按“社会动力学”分为体力、神力、德力、权力、财力、智力，再到德力逐次演化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须知这种社会动力学说并非是一种命定的历史哲学，因为具体的社会动力往往是多元的合力，且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也有差异。体力社会尚处于动物阶段的蒙昧时代，原始人完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支配，中国先民是在有巢氏、燧人氏以来具备生存的保障后才进入神力社会的。神力社会有宗教而无哲学，非理性的信仰压倒理性思考，故仅有“文化”出现却没形成独立的“文明”体系。文明进步的标尺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包括人类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反思，文明是以语言、文字等抽象信息载体的使用为标志的。中国在五千年前发展到文明社会初期的三皇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人类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逐渐转入理性的思考，“文化”开始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道学文化发轫奠基，遂由神力社会进化到德力社会。伏羲氏为渔猎和畜牧业部落酋长，开始制作象形文字，至神农氏则兴起农业文明，发明了医药；黄帝轩辕氏则可服牛乘马，训练士卒，能耕能战，抚四夷，和氏族，制礼乐，明职官，发展了氏族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新石器时代巫史文化的高度发展，已具备了原始的礼乐习俗。原始部落在生活、婚姻诸方面的宗教禁忌，为自然之礼仪；祭祀、交际诸方面的歌舞、音乐，有调和氏族成员相互关系的作用。这种原始的礼乐习俗，本身就是当时巫史文化的信息载体，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留存下来。三皇时代的德力社会是一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实行没有阶级压迫的民主制度，部落酋长作为“王”仅为社会承担责任而不享受特权。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78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就是这种德力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原始共产制的社会里，“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3章），“以道莅天下”（60章），“以百姓心为心”（49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58章），道学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三皇时代是中国道学文化开宗立基的时代，这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公社并非生产力低下到没有剩余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全充作公益事业，当时的礼乐仪式皆发乎自然之习俗，实质上是德的体现，道在社会上可不待语言而传，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深厚的道学文化基因。原始社会的文化是一种自然生态文化，人和自然界融为一体，人类社会也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百姓皆曰‘我自然’”）。而后历史进入五帝时代（少昊、顓顼、高辛、唐尧、虞舜），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因素逐步被社会因素所取代，“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38章)，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道德逐步沦落。五帝时代中国进入洪水时期，各部落在治水中父权上升，巫史文化中的自然礼仪体系也逐步转化为社会礼义体系，即转而体现“仁”和“义”的内容。夏、商、周三代时期，原始共产制的民主社会逐步解体，父权家长制的阶级关系形成，中国由德力社会转化为权力社会，儒家文化遂取代道家文化成为维系父权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奴隶制的剥削压迫日见残酷，至周代早熟为封建宗法社会。周公制礼作乐，进行了一次空前剧烈的原始宗教革命，创建了维护父权家长制的政治等级礼乐体系，将五帝时代的社会礼仪转化为君臣等级人身依附关系的政治礼仪，这就是后世儒家的礼教。由战国而至秦代，在周代开创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又建立起家长制的官僚专制政治体制，这种官僚政体的社会制度之所有目标都在于维护君主和官僚阶级从中央到地方“家国一体”的特权，儒家的礼教遂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的权力社会延续了数千年，清朝灭亡之后又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力社会靠拢。在财力社会中，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中，经济要素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代世界的前锋已由财力社会转化为智力社会，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随着上个世纪末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新启蒙运动兴起，唯科学主义及工具理性万能的弊端日趋暴露，老子的道家文化遂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文化再次成为社会历史发展驱动力的事实日益显现在各国学者面前。这迫使不少国家政权在施政纲领上不得不从“以政治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然后再发生向“以文化为中心”的嬗变。当人类迈进21世纪，全世界出现了从智力社会再向德力社会回归的契机，德力社会就是以新道学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文明是一种自然生态文明。

日本学者薮内清教授曾经指出：“在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建立了古老文明的地域有埃及、中东、印度河流域等，然而无论哪一种文明，都早在二千年前就灭亡了。没有一个能像中国那样，使同一民族及其文明保持到今天，中国文明的产生真可以说是世界的奇迹。”[③] 我们如果把世界上各种异质文明看作是“文化生态群落”，那么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的文明都是“原生态的文化”，是世界上的第一代文明；而欧洲文明则是“次生态的文化”，是第二代文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文明只能是移植的“再生态的文化”，是第三代文明了。世界上一些独立发展的原生态文化灭亡，多是由于游牧民族的摧残，海盗的入侵，自然灾害迫使民族迁徙，强势文化的征服和同化，宗教战争的袭击等原因。以上原因导致原生态文化群落被砍伐，必然使文化生态发生断裂和突变，从而改型为次生态或再生态的文化群落。在21世纪，世界上仅有中国还保留着这种原生态的第一代文化群落；只有中国文化生态群落之变异是一脉相承的自然发展的过程，其文化传统没有中断，因而中国文明是“纯种”的，其初生阶段的文化基因得到完整保存。这样，中国文明为全世界保留下一个典型的原生态文化群落的样板，而西方的次生态文化群落却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特例，因之从研究中国文化发现的规律必然具有对世界上各种异质文明的普遍适用性。

考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新石器文明，决非仅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是在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燕北地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都有发现。这说明，中国、印度、西亚、北非洲等世界各地原生态的文化在起源上本来是同步的，中国境内的原生态文化之起源也是多元的。人类的出现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地球上的人类突然各自在同一个原点上起跑，不约而同地创立了颇具道家色彩的大同小异的原始宗教，这应是历史的事实。然而为什么早在二千年前世界各地这些原始道家类型的原生态文化都相继灭亡，仅有中国文明能独立延续下来呢？推其原因，其要有三。一是优越的地理条件：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北面是长年冰封的西伯利亚荒原，西面和南面环绕着大漠荒沙、高耸入云的昆仑山、阿尔泰山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东面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在这个辽阔的区域内，从北到南横贯着几条平行水系，滋润着这片沃土。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为我们的祖先设下了天然的安全屏障，准诸《禹贡》等古地理文献，可知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就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实现了大一统的农业文明，没有被世界上强悍的游牧民族扼杀在摇篮里。二是优越的经济条件：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先民早就以谷米、高粱和稻米为食，并发展起稳定的驯养家畜、植麻养蚕和家庭手工业。农业远比渔业和游牧业收入稳定，且生产周期长，需要人口的定居，这又带动了房屋建筑、市场贸易，并促进了青铜器和铁器的早期普遍使用。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发达的农业经济必然促进大一统民族的提前形成和政治上的稳定。世界上几次游牧民族大迁徙，皆是从中国北方向西直达欧洲平原。游牧民族不能南侵毁灭中国先进的农业文明，并非由于地理障碍，而是由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强大雄厚的实力所致。其实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而且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也融汇进不少游牧民族的血液，这说明地理环境的优势仅是次要因素，早成熟的农业文明与其经济实力才是根本原因。三是优越的文化条件：中国为什么能在八千年至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就能在这样辽阔广大的区域内将上万个部落整合成大一统的部族，又较早地发展起先进的农业文明，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早期文明的优势。我们曾把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先导，并把理性思维作为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尺，而人类的头脑是靠词语、概念的抽象进行理性思维的。因之，语言、文字等表意系统的出现和广泛用为交换信息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除了语言和文字之外，中国先民还有一套更古老的表意系统充当交换信息的工具，那就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形成的礼乐程式。先民将乐与礼相配合，形成发达的礼仪体系，通过表情、动作、音乐等程式的复杂变换，成熟为一套象形的表意符号系统。邹昌林先生对此有精到的研究，他说：“礼仪具有表意功能，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普遍证明了的。但是，在任何民族中，都没有把礼仪的表意功能发展到能与文字相媲美。因此，在任何民族中，礼仪都不能取代文字。但在中国古代，则是例外，礼仪发展的完备程度，基本可与文字媲美。这就像今天哑语中的手势可以代替语言，电影可以再现生活一样，礼仪在古代，也可以成为传授经验、交流感情、储存信息的工具。”[④]五千年前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易》八卦，应为中国象形文字之始。其实中国古老的象形文字，就是对原始宗教中自然礼仪形象的描画。礼仪既被符号化为文字记录，使之代替“结绳记事”成为信息储存的手段，礼仪本身的表意功能也就逐步被文字取代了。

根据新道学的理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统于“一”，“一”又分化为万事万物，因之全人类的各种原生态的异质文化必有其同一性。从石器时代的遗存看，地球上东西方各民族的先民制造的石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说明全人类社会进化和文明形成之初确实都是从同一个原点起跑的。人类的旧石器时代长达200万年，新石器开始的时代距今也有八千年之久，在这期间形成的原始共产制的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宗教巫史文化，就是人类文明的原点。在这期间，世界东西方先民都创造了自己的礼仪、语言和文字，而这些礼仪、语言和文字应该是相似的。就文字而论，人类各民族的文字不外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两途，这两类文字的差异大概是造成东西方各民族传统文化差别的最根本的要素，因为文字比语言更能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考察古巴比伦人、苏美尔人、埃及人、玛雅人的文化遗存，乃至欧洲的古代岩画遗迹，都说明那里的先民也曾尝试使用过象形文字。再从这些岩画、墓葬图案分析，大多是对先民原始宗教礼仪的描绘和标记，这说明世界各原始部落的原生态文化不仅采用过象形文字，而且都流行过原始宗教的自然礼仪。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仪是一种协和万邦的礼仪，是道学文化“中和之德”的体现。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语言虽然五花八门，但人类在语言发生学上必有其同一的规律性，因之世界各国语言可以通译。中国古书中有“阏逢”、“旃蒙”、“摄提格”之类多音节单纯词，历代注家多不能解，我推测中国原始部落先民的语言最初也如英语、法语、俄语那样采用过多音节词语。中国先民的语言，是随着象形文字的发明和推广而逐步进化的，由五合音、四合音演变为二合音，终于进化成世界上最简洁的单声字的语言。而今中国各省的方言甚至比欧洲不同国度的语言差别还要大，仅广东省的四种方言（广东白话、客家话、闽南话、海南话）之间的差异就如同华语、朝鲜语和日语。中国古代的先民要使用拼音文字，就必须首先统一各部族的语言，这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是难以办到的，因而只能采用各部族都便于识别的象形文字。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较早的混血民族，它能将这么多说不同语言的部族融合为一体，并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记载下来，汉字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汉字是人类唯一保存下来的象形文字，它对平衡人的视觉、听觉和左右脑的功能，开发人的智慧和艺术才能，训练人的思维方式有着不可取代的优点。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是原始的道学文化，它为人类留存下大同社会的文化基因。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地理上、经济上、文化上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才使中国原生态的文明能延续到今天，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人类文明起源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共产制社会，这种民主的大同社会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道学文化是人类所有文明的原点，它的原始共产的民主制度作为文化基因成为人类潜意识中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它的天人合德、人神交通的思想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它的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互动的价值观成为人类最伟大的自然生态智慧。

（二）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这个民族在发生和发展中所有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多层面的完整复合体，是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创造方式、信仰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道德习俗的历史积淀和知识系统，它代表了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潜意识中的社会心理趋向，铸造了最核心的民族性格。我们把各民族的文化生态群落分为原生态文化、次生态文化和移植的再生态文化，目的仅在于描述这些异质文化的特征乃至探索世界上的文化运动规律，并非想作彼此间优劣的评价，因为显而易见某些移植和杂交的文化群落也必然会形成某种生态优势。其实仅就原生态的文化群落而论，全球从地域分布上也有自北向南灵性逐步增加的趋势，地球的北端多以冷静的理性思维为特色，地球的南部却带有较多灵性冥想的色彩。现在欧美等西方的文化群落形成一种实用主义的理性分析模式，中国、日本等东方的文化群落则保持着有机整体的经验主义传统，南方的拉丁美洲、印度、非洲乃至阿拉伯的本土文化群落却带有超验的泛灵论的神秘倾向。地球上各种异质的文化生态群落不仅在地域上呈现某种分布的规律性，而且几个重要文化群落的演化在时间上也有某种同步的呼应。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帕森思（Talcott Parcons）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的“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都不谋而同地先后经历了“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从而产生了以色列的先知，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使这四大古代文明各自提升到人类智慧的新境界。更为有趣的是，当西方社会在15世纪至17世纪由文明复兴诱发工业革命的时候，远在东方闭关锁国的中国晚明社会竟然也萌发了以“白银货币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如果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货币经济化必然也能促使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可惜这种历史过程由于满清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这些不同的演化史保证了各种异质文化自身的同一性，并由此形成世界上异质文化的多样性。地球上的文化生态群落是不能拒绝多样性的，如果把多样性变成单一性，就像整个地球上仅剩下单一的植物，是无法保持生态平衡的。毋庸讳言，地球上这些多样性的文化群落在生态上确有强弱之分。判别一种强势文化生态群落的标准是，它首先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活跃的“生命力”；其次是它应该具有使整个民族向心的“凝聚力”；再则它必须具有对其他异质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和在新的领地上旺盛的“繁殖力”；另外它还必须随地球环境变化具有自我改造的“创新力”，能汲取其他异质文化的优势引导人类开拓前进。强势的文化生态群落必须是一个不断吸收“负熵”的开放系统，它能融汇多样性的异质文化且不以自己单一性的文化取代这些文化群落，同时还要引导人类回归生态文化的原点。下面，我们具体剖析地球生态园中几种主要文化群落的特征，从而寻找强势文化运动的规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遗存下来的原生态的文化群落，因之中国的历史含有世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重大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顽固地保留着氏族父权家长制的专制传统。中国的氏族公社在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没有像古希腊民族那样经过充分的社会动荡使氏族解体为城邦民主制，而是利用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早熟为宗法家长制。在这一历史转变关头中国非但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抛掉氏族组织的外壳，反而利用残留下来的氏族公社经过家庭公社转化为农村公社，使之成为剥削宗族奴隶和农奴的基层社会组织。此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亦是继续强化和扩大氏族的血缘网络，将家族当作社会的细胞，形成“家国同构”的政体。尽管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新生阶级力量不断更替掌权改换着中国的国体，但父权家长制的专制政体始终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这种父权家长制的传统是自周公彻底改造原始道家的自然礼乐开始的，从此为中国儒家的礼教统治奠定了基础。周代的礼教文化群落在自身的演变史上又出现过两次重构。第一次重构发生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大约历时550年，周代原始宗教（礼教）的巫史文化被“突破”，提升出道家、儒家、墨家、法家诸学派，奠定了以儒家文化为表层结构，道家文化为深层结构，融汇诸子百家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孔子的儒家文化又为礼教确立了“神道设教”的政治传统，使统治者倡导的意识形态从此具备了泛宗教的信仰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礼教文化在政治上有其“政统”，在学术上有其“道统”，以政教合一为特色，因之数千年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难逃“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中国文化的第二次重构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近400年间融汇进了多种游牧民族富有生机的野蛮文明并接纳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分立而又互补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开放、强盛的隋唐王朝，中国成了世界上东方文明的中心。历史上这两次文化革新和重构虽然都是以维护君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为中心进行的，但都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加强，传统文化的精华得到提炼和净化。直至宋代，中国文化沿着维护君权专制的路发展到顶峰，发明了火药武器、雕版和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航海造船术，制造出精美的瓷器、纺织品和多种工艺品，在冶金、建筑、桥梁、农业、水利、天文学、数学、矿物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养生学、内丹学诸领域都取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果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文化将道家思想的源头活水阉割殆尽，成为维护君权禁锢人心的工具，在达到顶峰后逐步僵化失去活力并开始步入文化专制主义的歧途。此后中国文化虽因蒙古族、满族两次游牧文化入侵乃至明代日本海盗文化（倭寇）的骚扰延缓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仍以其巨大的“同化力”实现了中华民族新的大融汇并保障中国文化的根基没有中断。中国大陆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的儒家文化圈（包括北朝鲜、韩国、越南、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君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延续数千年不变，特别是中国大陆被视为是“超稳定的永恒帝国”，其真正原因并非是儒家文化特别优越，而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保留着道学文化根基的原生态文化群落。

道学文化是母系氏族共产制的大同社会形成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尽管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倡导的父权家长制儒学文化后来占据统治地位，但每到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仍有不少拯危扶颠的民族精英到道学文化中汲取再生的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亡而复存、衰而再起的根本原因。何况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呈现儒、道、释三教互补的结构，统治者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以佛治心，这本身就是一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必须指出，以儒家文化为支柱，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家长制官僚政治是中国文化的毒瘤，也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体没有在中国首先发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⑤]在儒家文化圈内，这种家长制官僚政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由改朝换代因时而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很难形成现代意义的政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由于日益异化于民众之外处于岌岌可危的恐惧之中，相互间残酷的争斗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失去保障。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往往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清末以来执政的小朝廷同俄罗斯、英国、日本、美国等列强签定的那么多割让领土的不平等卖国条约就是铁证。近世以来，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一不打着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幌子粉饰自己的家长制官僚政体及其在政权私有化的小圈子里传宗接代的权力承传程序，实际上在这种政体下人民并无参政权利，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出现“上下交争利”的官场腐败和邪恶风气，为维护少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官僚政治集团在现代社会已失去执政的合法性。1840年鸦片战争和1900年英国、俄罗斯、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国的大片领土被俄罗斯、英国、日本、美国侵占和肢解，周边国家的儒家文化圈也分崩离析，延续数千年的儒学文化及其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弊端被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强势文明，中国儒家的农业文明显然缺乏时代精神，在生命力、同化力、创新力诸方面已相形见绌。因之，自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中国文化开始了第三次重构，估计在21世纪后期可以初步完成新的文化建构。中国文化第三次重构的正确目标应该是，一要彻底割除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毒瘤；二要像历史上接纳佛教那样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及其历史根基接纳入中国，同中华文明融汇为有机整体；三要创新儒学和佛学，并向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的道学文化回归，在新的基础上形成道学、儒学、佛学和西学的互补结构；四要进一步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普世文明，作为人类在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的重构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新力和同化力，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适应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潮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罗马时代兴起的欧洲西方文明，由于缺少自己母系氏族公社文化的文字记载，故对自己文明的起始点淡忘了。由于欧洲先民没有保存下古老的象形文字记录，3000年前才由腓尼基人创制的拼音文字无法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历史事件，致使欧洲人连大约4000年前在不列颠建立圆形石林或在克里特建立克诺索斯城的文化背景都模糊不清。某些持“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欧种族优越论”的学者往往认为西方文明源于闪族和雅利安族，并特别把雅利安族作为西方文明的原动力，其实这些游牧民族根本不可能建造人类的任何文明。欧洲文化开端于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希伯莱人的民族传统是毋庸置疑的，欧洲文化只能是一种次生态的文化群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⑥]希腊人的历史记忆正是从他们的“英雄时代”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历史已经湮没在神话故事里。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等文献中记载下来的仅是父系氏族公社解体时的战争记忆，这些英雄时代为个人荣誉而报复和复仇的恶的链条构成了欧洲人潜意识中的文化情结。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人物先是迈出自信而成功的步伐，而最终又沿着同一条路不可逆转地走向沦落，这注定了欧洲的西方文明迅速兴起的智慧和辉煌，并在辉煌之后再吞食自己酿造的苦酒。在20世纪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这种父系氏族公社文化解体的恶梦在历史现实中的再现。欧洲人善于从理性的高度搜寻宗教和神话中的文化基因，并将它引入哲学领域，从而在悲剧中追求再生的智慧和美感。欧洲在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仅能返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去寻根，但也使西方文化将多种文明精华凝聚在一起，其中包括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与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古罗马的公民身份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传统；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基督教的上帝是以人为中心的，于是人权思想始终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加尔文教派激发的勤劳、节俭、诚实、纪律等清教徒伦理价值观念，使资产阶级勃然而兴，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主导力量，西方文化走向辉煌就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基督教中耶稣化身的观念远不能弥补氏族社会原始宗教中先民对神灵的敬畏和天人交通的情结，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半人半神的化身终究是以人为主体的。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使人们很难相信《圣经》里上帝造人的说教，基督教里的神学论断都无法经得起现代科学的验证，西方文化被拦腰斩断了，文化整体中的科学主义要素和人文主义要素分离了，剩下的爱情、暴力、死亡、殉难、色欲、悔罪、科学幻想等主题同历史根基脱节，只能诱发现代人的悲剧悬念和危机意识。当代的国际局势迫使欧洲人渴望在不损害各自民族独立性的原则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欧洲，然而今天的欧洲文化已缺乏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好在欧洲人不乏反省精神和危机意识，欧洲文化中也蕴藏着一种弃旧图新的创造欲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探索动力，能够不断追寻新的解释系统。欧洲的现代文化是在城市化和世界贸易的浪潮中形成的，欧洲的思想家大多具有立足全人类的开阔胸襟，他们迟早会发现中国的道学文化中有他们寻根回归最渴望的文化源头，并由此唤醒欧洲人对自己古老母系氏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历史记忆。

俄罗斯文化虽然源于1100年前东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然而很快败落并被蒙古的游牧文化所收伏，自15世纪才从莫斯科公国的农业文明经过近两个世纪的侵略战争越过乌拉尔山扩张到西伯利亚，形成沙皇俄国的殖民文化。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是以伤害俄罗斯境内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代价的，他以铁腕政治手段奠定了俄罗斯文化的特色，也埋下了俄罗斯文化中“分裂”的种子。由于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集权、专制主义基因和引进的西方价值观角力，造成俄罗斯文化缺乏理性、好走极端、因循守旧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摇摆的特征。因之俄罗斯文化与其说是欧洲文化，不如说是“面向”欧洲的文化，或者是“面向”西方（含美国）的文化。当西欧国家在海外大肆攫取殖民地的时代，俄罗斯却向周边国家疯狂扩大自己的版图，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近世以来，俄国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学术造诣比西方先进国家毫不逊色，并同美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军事、科技的全面较量，实际上俄罗斯人就是以同西方强国的较量作为生存动力的，且隐含着某种追求强权政治和误入军国主义歧途的危险。生长在如此辽阔疆域里的俄国人很难避免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扩张情结，并滋生出对全世界的强烈控制欲，他们对周边国家存有恒久的对立和猜忌心理，并在潜意识里埋藏着对“分裂”的恐惧，这就是俄罗斯近世演化定型的文化基因。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前苏联横行是俄罗斯多民族共同的文化大厦苦苦支撑的必然结果，它使俄国各民族异质文化的根基逐渐枯萎且相互联系更加脆弱，俄国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巨大负担和张力中挣扎着生存。如果有一天俄国的思想家从老子的《道德经》得到启示，让俄罗斯各族人民找回自己的文化传统，丢掉以前匆匆捡起的历史包袱，他们才会享受到真正和平、幸福和自由的生活。[⑦]

美国和加拿大同属北美洲文化圈，都是一种移植的再生态的文化群落，但二者的发展模式却日益出现较大的反差。美国的文化是从欧洲移植来的，但在美国再生的欧洲文化却比欧洲本土的文化群落区别甚大。从欧洲和世界各地移民来的美国人很像共处在同一个车厢里的旅客，他们到美国是来淘金的，随身携带的仅是最必需和最实用的文化要素。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在较为公平和相似的起点上奔跑，投入社会利益的激烈竞争之中。这种相同的社会背景和奋斗目标必然迫使各种异质文化产生巨大的趋同性，导致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到美国后在价值观、伦理观、生活习惯诸方面突然变得惊人地相似。美国人创造了一种多民族的人群重新聚合的新模式，并将这些移民到新大陆后脱离传统的拘束、自由放任、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冒险发财、萍水相逢的人际关系等种种社会心理因素演变为文化基因积淀到美国文化的深层。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立国之初即集西方政体之精华创建了优秀的政治文化，给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公正、宽松的社会氛围，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得到法律的保护，使世界各地的学术精英人才齐集美国，世界科学和教育的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集中了欧洲文化的某些精华，使美国经过220多年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又把欧洲工业文明的弊端积累到顶点，这些弊端使美国的优秀政治文化逐渐变质。美国犹如一个大熔炉，它把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都推向个人奋斗追逐财富的战场，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取代了各种神圣教条的传统权威，宪法和政治制度保障了每个美国公民不尊重传统的自由，物质成就标志着美国人的荣誉。美国文化在历史演变中已经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丧失了昔日新大陆移民文化的灵活性。美国强大的科技优势和雄厚的国力使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劝告不屑一顾，蓬勃兴起的媒体以其颇具威力的形象语言对美国社会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使美国人只好跟着感觉走，生活在媒体的虚拟空间之中。美国没有欧洲那样深厚的文化根基，美国人显得比欧洲人思想偏狭，太迷信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他们有主宰世界的雄心和实力却没有主宰世界的气量和胸襟，他们相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利益压倒一切。美国人的家庭、社区都不稳定，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中也隐含着分化的因素，因之美国人越来越需要保持社会的张力，喜欢每年都发生惊人的事件或制造社会热点，他们在媒体的炒作下很容易误入歧途。美国人迅速积累的财富和高消费的生活模式早已把加尔文派清教徒的精神丧失殆尽，以“美元”为世界通用货币聚敛财富的虚拟经济也日暮途穷，他们的致命弱点就是自以为太强大了。老子《道德经》云：“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美国人也许注定要把昔日善于汲取世界各异质文化百家之长的自由、民主、宽容、和谐的天堂留给北方的邻国加拿大，宁可自己去下地狱。

这里顺便补述英国和日本独具特色的海岛民族文化。英国和日本无疑分别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并同欧亚大陆国家的文化根基血脉相联。然而由于这两个民族世代生存在海岛上，都具有某种原始的海盗文化基因，它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接受欧亚大陆先进的传统文化，而不必担心游牧民族的侵略等因素中断自己的文化传统。英国没有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阵痛，却以和平的维新道路建立了现代国家。日本也同样以维新变法的道路成功地建成军事强国，它又在美国占领军的强制下割掉了儒家文化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毒瘤，这和中国近百年拖泥带水的社会革命道路很不相同。这说明英国和日本的海岛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它们和欧亚大陆的母体联系在一起时，则作为较大陆民族成功汲取世界异质文化的交汇地享尽文明开放的风光。然而，当它们自外于欧亚大陆的民族传统文化，试图斩断自己母体的文化根基向强势的美国文化靠拢时，却只能充当美国文化的附庸。

拉丁美洲的土著人曾于4000年前就种植玉米和土豆，那里也是使用象形文字和货币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故乡。16世纪欧洲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种族构成，天主教的传播也造成当地社会断层，使这些杂交繁殖的多种族后裔模仿了欧洲的工业文明。但在这种再生态的文化群落中美洲人的传统文化并没有真正被斩断，他们仍然要求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泛美主义。

当欧洲殖民者来到非洲时，与拉丁美洲相似，那里的一千多个部落还生活在充满原始宗教神灵观念的氏族社会之中。殖民者按欧洲模式在非洲推行城市化，贩卖黑人农奴到美洲，传播基督教和犹太教，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19世纪也在非洲取得统治地位。非洲的土著文明缺少民族凝聚力，高生育率的人口增长和无休止的内战使非洲本土文化受到伤筋动骨的破坏，当代非洲人正从这种模仿欧洲工业文明的再生态文化中寻找一种泛非洲主义的“黑人的传统”。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次生态的宗教文明，尽管阿拉伯地区包括古埃及、巴比伦等原生态文化的发祥地和阿拉伯商人来往贸易的多种文明地区，但阿拉伯文化的特色还是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奠定的。应运而生的伊斯兰教是灾难深重的阿拉伯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武器，也是他们克敌制胜、死而复活的生命线。阿拉伯文化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开放系统，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同化力，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文化的标志。近代阿拉伯文化也是一种“面向西方”的文化，它的致命弱点并非跟不上时代，而是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的分立和民族分裂，这使他们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面前很难摆脱屡受屈辱的命运。

南亚文化圈是多种族、多宗教的汇聚地，印度人的印度教、斯里兰卡人的佛教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伊斯兰教影响久远。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古老的原生态文明，古代先民遗存下的彩绘陶器和有象形文字的铜币标志着这种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3200年前移居印度次大陆的亚利安人也为当地宗教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黎俱吠陀》保留下不少南亚文化的历史信息。然而一批批的移民浪潮和异族文化的入侵早已使这种原生态的文明中断，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其语言也没有遗存下来。印度次大陆遗存的宗教文化缺少中国原生态世俗文化的历史观念，也不同于氏族社会先民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尽管其中隐含着不少先民的文化基因，但仍属于次生态的文化。16世纪至19世纪从欧洲移植的工业文明，使印度人从语言、文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上都西方化，整个印度文化又演变为再生态的文化群落。印度再生态的殖民文化和美国再生态的移民文化不同，印度民族本来有自己浓厚的文化传统，伤害自己的传统去移植新的异质文化，这使印度的再生态文化不但消弱了来自本土历史源头的创新动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且造成在西方与本土之间摇摆的文化两难困境。

（三）

中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危难之际，为君权政治所利用的儒家文化都被迫向道家文化汲取生命力，至宋明时期的新儒学达到高峰，而后逐渐僵化，失去同化异族的活力。然而这期间中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炼金术等发明相继传入西方，终于使欧洲告别黑暗的中世纪，在15世纪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从15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开始从自己的文明源头（古希腊文化）中汲取力量，由此进入了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⑧]人类自站立行走200万年，大约到八千年前才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界几乎没什么威胁，人类是和自然界融合为一体共同发展的。欧洲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增强了作为自然界主人的意识，开始以自己创造的文化与自然界的造化争权。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社会发展输入了动力，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牛顿、拉瓦锡等科学巨星的出现使人类逐步洞察自然界的奥秘。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口号，认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世界和征服自然界。从此西方文化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中逐渐形成一种信念，即认为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人类在征服自然中可以获得无限增长的财富，这种“社会进步”不可停止，科学发展没有极限，工具理性是万能的。19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开始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在西方文化中成为主流意识，人类和自然界的对立加深，大自然的不同物种，人类的各色种族都被推上相互残杀的战场，都要受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规律支配。中国的情形则不然，儒家文化一直保持着敬天、畏天、靠天吃饭的传统，自朝廷实行宋明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之后，父权家长制的专制政权日益封闭和腐败，至19世纪在世界列强眼中已被视为可以任意欺辱和宰割的羔羊，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饱受丧权辱国之痛。此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在落后挨打的残酷事实面前以为救亡之路在于仿效欧美或苏俄，愤而把《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弃旧图新”的口号响彻云霄，成为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启蒙思想的主旋律，高扬一种砸烂旧世界、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大都把中国人的愚昧落后归咎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厚和中国社会历史传统的顽固，于是在中国重复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叫嚣要废除中医，扔掉旧典籍，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甚至不讳言要继承秦始皇的“焚坑事业”，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自阉式的摧残和破坏达一个世纪之久。事实证明，一个民族要同另一个民族的异质文化进行交流，首先需要的是保护好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以本民族文化中可通约的成分引进这种异质文化，并在双向交流中提炼和净化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两个民族间异质文化的交流不同于文化侵略，真正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和融汇外来文化精华的深层创新过程。那些崇拜外来异质文化的民族以简单模仿的办法急于引进先进的外来文化，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们引进来的并非希冀已久的文化精粹，而常常是将外来的追求感官刺激的浅层文化甚至将那些流弊无穷的文化垃圾首先请进门来，从而毒害和腐蚀青年一代的灵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由道学文化接引进中国，中间经过判教时期、译经时期，直到唐代创立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应属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成功的范例。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冲击、交流的历史，显然比古代引入佛教要更加波澜壮阔，深入到国计民生的所有层面。然而仅就引进西方文化的精粹而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汲取还只相当于历史上接引佛教的判教阶段和译经阶段，西方文化的经典著作尚未进行系统完整的翻译，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精华还不熟识，当然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就更肤浅了。[⑨]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们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粹创建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实际上就是由此完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任务，将黄色的东方高原农业文明和蓝色的西方海洋工业文明融会为绿色的自然生态文明。只有新道学的绿色生态文明才是全人类未来的普世文明。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终于形成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被移植到美国，逐渐脱离开欧洲的传统，增加了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等急功近利的文化要素，成为追逐高科技、高财富、高消费，依仗军事力量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理性”文化。美国以其超级强国的经济实力、军事优势、科技水平，成为向全世界推行西方文化的“火车头”。美国人豪华暴富的生活方式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也成为地球上落后国家和贫穷人口梦寐以求的目标。因之，当前世界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实际上是全球美国化的趋势，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主流文化统治全球、蹂躏世界、征服自然的大趋势。西方的主流文化以其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观，以其唯物主义机械论的宇宙观，以其工具理性万能、掠夺大自然的科学主义文明观，以其聚敛财富、贪得无厌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其相互竞争、优胜劣败的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臭氧层破环、气候异常、人口爆炸、灾病流行、恐怖犯罪、贪污腐败、战争危险等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恶果。当全人类刚刚跨入21世纪之门时，美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美国系统科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在2001年出版了他的新作《巨变》。[⑩]拉兹洛将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诸基本要素看作一个相互制约的超巨系统，当这个超巨系统的诸多基本动力学要素被其变化的积累效应达到难以承受的极限时，整个系统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混沌状态。根据系统论的非线性混沌动力学理论，这种基本动力学要素临到极限的混沌状态是不稳定的。当系统中出现“灾难性的分歧点”（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时，系统变得异常敏感，一次偶然事件就会诱发整个系统的“巨变”（macroshift）。拉兹洛断言这一巨变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即启动阶段、转型阶段、混沌阶段、瓦解阶段或突破阶段。

自1860年到1960年，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人类靠掠夺自然资源创造了大量财富，这种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和破坏，启动了这次巨变。自1960年到2001年，人类靠高科技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耗费自然资源的速度，人口急剧增加，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催生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这是“巨变”的转型阶段。在全球一体化的转型阶段，美国人追逐高科技服务与生产的发展观和穷奢极欲的高消费生活方式成为全世界向往的样板。“现代化样板”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会在全球触发剧烈的趋同效应，人们普遍增长的贪欲可以迅速粉碎各种世代相传的优秀民族传统，把所有人种都调动到贪得无厌、相互拼杀的战场上来。实际上，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是民族传统最易断裂的时代，老一辈人看作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东西，在接受现代西方教育的年轻人眼里却弃如敝屣不屑一顾。高消费的生活模式足以摧毁任何渴望现代化的文明古国的历史根基，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出现特权阶层并在腐败堕落中病入膏肓。当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都以美国为样板发起快速冲击时，全球现代化的浪潮就离“巨变”的临界点不远了。人类掠夺大自然的活动迅速改变了地球的面貌，连空气、阳光、饮水、食品都被污染，人类的生存质量和安全感以及都市、乡村的可居住性都在降低。本世纪初，人类在歌舞升平的自我陶醉、勾心斗角追逐财富的繁华之梦中迎来“巨变”的混沌阶段，拉兹洛预言这一阶段仅短短十年时间。自2001年至2010年，随着人口猛增及现代化的加速使人类对地球各类资源的需求日益提高，而地球的自然资源在人类多年持续掠夺下临近枯竭，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这十年间，人类对地球资源需求上升的曲线和自然生态供给下降的曲线终于会相交，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达到饱和的极限，全球社会进入不安定的骚动期，情况近似复杂超巨系统达到稳定极限时的混沌状态。拉兹洛写道：“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时，由于政治范畴的冲突、经济范畴的脆弱性和金融范畴的不稳定，以及气候和环境恶化的种种问题所引发的高度紧张，会使得社会进入巨变的‘混沌跃进’期。”“21世纪初期的混沌，不是趋向于可维持的全球性平衡，就是导致地方与全球性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瓦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里理解、内化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价值观和企求，即决定了我们要走哪一条路。”（11）人类的命运受地球上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时又需人类自己创造。混沌阶段是接近复杂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也是人类命运的“关键决定时期”，此后人类社会真正的巨变就会到来。要么引发大灾难、大破环、大瓦解，要么引发大突破、大转型、大飞跃，这都要看人类是否能获得一种大智慧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学会操纵地球船的航向，跃迁到一种更高的文明时代。人类如果沿着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走下去，就会进入“瓦解阶段”；如果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上发生一场新的“意识革命”，完成新价值观的文化转型，就会进入“突破阶段”。人类是要生存下去还是等待自我毁灭，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取决于今后能否寻找到一种使全人类都能生存下去的自然生态文化。在巨变到来之前，人类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的，人类的命运决定于全世界对21世纪文化战略的抉择。

在中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还没有达到欧美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临界点，因之至今我还不认为已经进入了拉兹洛所谓巨变的混沌阶段，大概“9.11”事件也不能看作美国进入混沌跃进期的标志。由于近些年各国政府对保护地球生态平衡已有某种程度的自觉，我以为人类至少还有几十年时间为新文化的创立和传播做准备，然而面对全球现代化潮流的巨大惯性，所差的仅是巨变发生的时间早晚而已。目前全球人口已达到60亿，而且还在猛增。饮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被污染、破环并不断退化。城市的各种废弃物在成倍增加，每年把数十万种有毒物质排注于土地、河流和海洋中，把数十亿吨有害气体释放到空中，使得水、陆地、空气中的辐射量大增，反过来污染动植物等饮食资源并毒害人类自身。全世界每年失去500万到7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森林被大量砍伐，土壤不堪承受人类活动的压力被毒化、贫瘠和荒漠化，野生动物和各类珍稀物种日益灭绝，预计到202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处于无法生活的状态。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4.1%，却每年消耗全球能源总产值的25%，如果全球人口都接近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那就需要四个地球的自然资源才能维持下去。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到2025年将会升高到三分之二，如此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重负必然导致新的社会人文层次的弊端和危机，仅交通等社会公共事务中的故障和冲突以及层出不穷的犯罪就会使各类管理机构难于应付，这种过度现代化的社会是无法持续发展的。

地球上自然生态的危机必然导致人文生态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单一化也预示着人文生态的单一化。按照地球上各物种之间弱肉强食、自相残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观走下去，地球上将仅剩下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类生物，然而人类在这样单一化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的。人们还没意识到人类已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世界里，昨日的敌人会变成今日的朋友，消灭了对手的同时也就随之消灭了自己。这种力图排除异己的单一化趋势不但会助长各国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极端组织、邪教、贩毒集团、贪污腐败势力、暴力犯罪团伙、黑社会等在全球泛滥；社会道德的败落使各种人为谋取私利不断做出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恶行，还会出现凶杀、淫乱、诈骗、恐怖活动、传染病、饥荒等惨绝人寰的悲剧；直至加剧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政党之间、教派之间的激烈冲突；甚至引发核大战，或者兴起移民风潮，打破国界，造成全球的无序状态。布达佩斯俱乐部的英国哲学家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说：“从全球的视角看，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疯狂的文明，是一种极具剥削性的文明。很难说我们对生物圈的影响是良性的。如果就这一问题举行全球公决，如果给每一物种投一票的权利，以决定是否允许西方文明延续下去，那么我想除了蟑螂和老鼠以外，几乎所有物种都会投我们的反对票，会有99.9%的反对票：西方文明对地球一点好处也没有。西方文明应该灭亡。”“我的意思是，作为个体的人，我们不应该灭亡，但我们存在的现行模式应该灭亡，需要出现一种新型文化”。（12）世界上众生的生存权利本来平等，人类某一种族的主流文化危害众生的生存权利，不但会失去其延续的合法性，而且终必危及自身。拉兹洛说：“这就是大自然处理问题的方式。如果一个物种自己变成了瘟疫或癌症，它就到达了一个关卡，这个关卡会阻止它的繁衍，或促使它集体自杀，就像旅鼠那样”。（13）如果有一天人类因核大战、环境污染、灾疫饥荒等原因像恐龙那样灭绝，大概只有老鼠能超量繁殖统治世界。然而如果人类继续破环臭氧层，紫外线可以杀死陆地上露天活动的一切生物，甚至连老鼠也难幸存。宇宙的未知世界越来越向人们透露，宇宙是一个有灵性的统一体，是一个亚原子过程的整体网络，是一个信息的整合场（意识场）；物质、能量和精神，生命和无生命，动物和植物，本来就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统一体，它们都是由道创生而来的，人为地片面加速某一物种的变化必然引发整体变化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人类是最有灵性的物种，在地球生态大劫难即将来临之际，其先知先觉者必能迅速感悟到危险的存在，并在集体无意识中警告人类为开创新文化提供动力。

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创造力往往蕴藏在它起始的源头之中，这是一条激发“意识革命”或“文化转型”的客观规律。真正的文化复兴或启蒙运动，如同欧洲15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运动那样，都要到历史深处的母体中汲取力量。当前，西方文化的转型和再次复兴已无法重新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去寻根，而是要到更古老的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宗教文化中去汲取力量。中国发轫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道学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遗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生态文化，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母体，也是全人类文明肇始的源头。道学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各民族异质的传统文化原来都是从道学文化的原点逐步嬗变和发展而来的。人类各民族要再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辉煌；要启动文化复兴运动和旧价值观的转型；要避免人类的生态大劫难；要迈进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政党、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压迫，人民依地域高度民主自治的大同社会，都必须向古老的道学文化复归。本来人类各民族的先哲在社会理想上都曾有过一种相似的大同社会之梦。从中国先哲的大同世界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都在向往一种没有阶级压迫，人性全面解放的理想社会制度。这种社会理想实际上是预言人类社会必然在更高阶段上向原始共产的氏族公社民主制度复归。这种人类终极理想的社会即是大同世界的德力社会，而道德社会的实现必须以新道学文化的传播为先导。今天推动人类进入大同社会的根本动力已不仅是生产力，不仅是经济，而主要是文化的革命，是新道学的创立。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都用于创造财富并为全人类造福，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对同类充满爱，这就足以使全世界所有人种都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足以使整个地球都进入自然、和谐、生态平衡的道德境界。然而由于世界各民族在相互残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潮流驱使下，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大多内耗在对付自己同类的冲突上。现代科学被用来制造和储存可以摧毁地球、灭绝人类几十次的核弹和生化武器；各国都花费大量金钱建设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政府不惜用人民的血汗钱供养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官僚们却用手中的特权压迫人民；数量不少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从事贩毒、抢劫、诈骗、贪污、杀人等危害社会的犯罪恐怖活动。世界列强都想以消灭竞争对手来保护自己的安全，然而残酷的生存竞争反而使他们感觉更不安全。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浪潮反而更加蒙蔽了人们的良知和扭曲了人类的天性。爱因斯坦说：“只要各个国家有计划地继续备战，那么恐惧、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但愿废除当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必由一次自作自受的世界性灾难来实现，这种灾难的规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时间是太短促了，我们要行动，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14）在世界各种异质文化中，仅有新道学文化是消弭战争和恐怖犯罪的文化，是化解冲突的双赢的文化，是保护自然生态的文化，是给21世纪的人类前途带来光明的文化。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文化革命，破除旧文化戡天役物、弱肉强食、相互残杀的价值观，把新道学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早在1958年元月，当代新儒家学派的先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唐君毅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曾检讨中国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虽有天人合德的心性之学可以使中国人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但却在君权专制传宗接代的官僚政治积弊下没有自觉成为“政治的主体”；虽有民主思想的种子，但没能建立现代民主宪政体制。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利用厚生”的实用科技思想，但缺少西方文化“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在自然知识领域没能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他们认为欲改变中国政治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必须在儒家心性之学的“内圣”中开出自由、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宪政体制，这就成了新儒学文化半个世纪以来难以挣脱的怪圈。实际上，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是不受民族和国界限制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本来就是属于全人类的。现代高科技的成果虽然大多兴起于西方，但这并意味着高科技成果的应用必须服膺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相反，现代科学的发展却正需要向东方文化汲取营养。西方文化中这些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都可以从中国古老的道学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只不过在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父权家长制官僚政治的重压下，没能发扬光大。我们要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只要将道学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就很容易将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科学精神嫁接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砧木上。道学文化源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以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因其自然崇拜，故能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从而保持天人互动的生态平衡。因其生殖崇拜，故能生生不已、化化长存、新新不停、穷通变久，以生命哲学为特色。因其女性崇拜，故能守中致和，知进知退，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是一种以“反”为动以“弱”为用的哲学；是一种行欲圆而志欲方，外温润而内坚刚的“南方之强”的文化。因其祖先崇拜，故能天人合德，攸久无疆，“子孙以祭祀不绝。”（《道德经》54章）道学不仅是取象于《易经》中老阴的“坤”卦，而是以“乾坤”为体，故既能自强不息又能厚德载物。道学不仅是取象天一生水、内阳外阴的“坎”卦，而是以“坎离”为用，故能水火既济、周流六虚。道学之道，以无为本，以因为用，以反为奇，以化为术，无成势，无常形，立俗施事，开物成务，拨乱反正，救亡图存。道学是真正强者的哲学，而不是弱者的哲学。道学是积极的学说，而不是消极的学说。道学是关怀社会人生的哲学，而不是脱离人类实践的玄谈。道学不是隐士哲学，不是庸人哲学，不是无所作为的哲学，不是与世无争的哲学。道学是以弱胜强的智慧之学，是共存双赢的济世之学。道学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文化，是改变地球船航向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是弃旧创新的文化，是开拓前进的文化，是积极进取的文化，是无往而不胜的文化，是走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文化。道家之学，贵与时偕新。中国当代新道家，就是为创新、弘扬道学文化而忘我奋斗的-批志士仁人。我们不把当代新道家限定为学术界搞理论研究的学派，更不把新道家和新儒家对立起来。当代新道家万分尊重新儒家学者为重构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并将新道学文化看作是对新儒学文化的继承和深化。

《庄子·天下》云：“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一就是道，就是在母系氏族原始公社时期人类文明开创出来的“内圣外王”之道。人类各民族的文明，皆从同一个“内圣外王”之道的原点出发，西方文明忽略内圣之学而专注外王，东方文明专修内圣而外王之学不足，愈差愈远，遂有今日之文明冲突。是故《庄子·天下》又云：“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遇焉以自为力。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由道的原始宗教文化分化为诸子百家文化的运动规律，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全世界各文明古国也莫不如此。四方同源，万世一脉，古圣今圣，西哲东哲，其揆一也。古者百家往而返，今者天下分久必合，这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运动的基本规律。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必然催生全球各种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拼接、相互整合，并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在革命性的跃进之路上寻求统一的秩序。在这个拥挤的星球上，全人类仅有一种未来，因而统一有序的全球性普世文化的出现就有历史的必然性。新道学文化的创造，就是将《庄子·天下》篇所述“百家往而不返”、“为天下裂”的道术再聚合为一，撷取和融会全世界各异质文化的精髓，回归人类起始点的大道。世界新文化的复兴在于新道学文化的创建，而只有新道学文化才能在不损害各民族异质文化多元并存的原则下找到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交汇点，成为21世纪人类普世的新文化。新道学文化的自然生态智慧恰恰是人类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可通约部分，全世界人民只有同归于道才能通行万世。新道学文化是人类在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这既是时势之必须，也必将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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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孚琛：《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1）--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方克立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②] 〔俄〕鲍·凯德洛夫著，胡孚琛、王友玉译：《科学发现揭秘--以门捷列夫周期律为例》，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③] 〔日〕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⑤]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⑦] 参见〔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此书“俄罗斯文化和东欧文化”一章由俄国学者谢尔盖·埃夫林采夫执笔，观点与本文相近。其中北美文化、非洲文化、欧洲文化等诸节，亦可和本文互参。

[⑧]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⑨]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余英时认为，佛教来华可分三个阶段，自汉末至4世纪末，为“格义”阶段；自鸠摩罗什401年在长安译经，至玄奘、义净、不空等系统翻译佛典，为译经阶段；从隋唐至宋代形成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再到宋代儒学，为佛教中国化的阶段。他断言西学输入中国，至今“实在还没有脱离‘格义’的时代”。有关西方学术思想的经典，“我们却始终没做过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工作”。

[⑩] ［美］欧文·拉兹洛：《巨变》，杜默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11）同上，33-34页。

（12）［美］欧文·拉兹洛，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英］彼得·罗素著；欧文·拉兹洛整理编辑，朱晓苑译《意识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1页。

（13）同上，第134页。

（14）《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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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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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

--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胡孚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新道学、原生态文化、文化复兴、意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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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05 09:15 AM

山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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