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田”与“气”之我说
来源: 作者:谭大江
各位编辑：
你们好!工作辛苦了。
因为从小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所以经常翻阅贵刊及各种武学杂志，从中获益非浅，在此特表感谢。现就习武中的两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请解答为盼。
其一，1957年以后，“丹田”之说风靡于世。而“丹田”何在?众说纷纭。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在腹部和腹部的某一窍。并且有上中下三田之说。近代武界认为“丹田”是产气、养命育丹之区。由此可见，丹田对于道门武术来说可谓至关重要。然而，何镜平先生却在《聆听芗斋先生教诲记实》一文中指出，“丹田”之说反动至极，它是道家以长生不死来欺世骗人的。所谓“红一下命归西”。并列举了据说是芗老亲试的“丹田”试验法来证明丹田之说是子虚之谈。有的人因此得出结论，“丹田”在哪里，小腹部位除了内脏之外还有什么，哪有它的位置?如果将丹田看成神秘的发力之源，则十年不提出门。如此，则内炼成丹之说不攻自破。由此看来，“结丹显圣”之说是假的。但是苗岭奇人——史小文大师却欢迎科研来证明“结丹显圣”确有其事。
试问“丹田”及内丹之实质如何?
其二，“十年太极不出门”。有人认为，致使太极拳及武当内家拳法十年纯功而“不能出门”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走进了气功的误区。所谓“丹田养就长生法”，“万两黄金不与人”，“以心行气，以气运行”，“形动而意随，意随而气聚”，道门的各种武学修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关于气的文化。如：气数、气机、气息、循经引气等。“先天元气”在道家是一种高能物质的代称，它象征着犹如现代物理科学的电磁波、信息波等信息载体。当修炼至一定阶段时就静极而动，“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忽呵，中有物呵”。然而当气功之说风靡于世时有人却提出：要跳出“气”的误区，并考证气功之说是清末民国初年街头卖艺人所创造的名词。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古代叫“养身学”，如禅家的“数息功”，道门的“听息功”。关于气便认为玄之又玄，有人认为所谓的气感只不过是腹腔内受到压力的结果。“八触”只不过是肌肉久不运动而突然受到刺激所产生的一些拉扯感。而这点压力对于技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人们若以玄解玄，就说它静极而动，久练而生功夫，深者能感觉到一个太极球在腹内转动，这其实类似于法轮功学员自我破腹寻找丹田内的法轮，应为愚昧之举”。像这类的论点举不胜举。我想，就上面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如果没有“气”这种“物质”，道门武当派的许多功法不就虚有其名、华而不实了吗?还有如太乙混元大法、侠门内功、南北少林的一些内功等。如果真实证明确有“气”这种“物质”，那么，反对者们又有何居心?其所花笔墨之多，难道就只想游戏“武林”吗?
此致敬礼!
贵州天柱县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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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天柱县读者：
您好!
从您来信可以看出，您是一个治学严谨，求真务实的人。我曾说过，研究道家的学问不像从政，“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是必须理解了才能去执行。这就是古人所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即古人所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
现就您所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丹田”
“丹田”之说历史久远，它是伴随道家内丹养生学说的出现而出现的，起码形成于隋唐时期，汉魏之后。以后逐渐普及应用于道家养生门派之内。绝不是1957年以后才风靡于世。你所说的“风靡于世”，只是因为气功的普及流行，把“丹田”这个词由古代仅秘传于道门和传人之中而一变为广传于社会。
关于对“丹田”的定位存在众说纷纭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原因。即，历史以来，道家有道家的“丹田”定位，医家有医家的“丹田”定位，武家有武家的“丹田”定位，别道旁门还有别道旁门的“丹田”定位。这里，互相之间有些差异是大同小异的，有些则是截然不同的。如对“上中下”三“丹田”的定位，道家内丹养生学派共识的就是：脑中泥丸宫为上丹田，膻中黄庭宫为中丹田，腹下土釜宫为下丹田。认为上丹田乃藏神之所，中丹田乃藏气之所，下丹田乃藏精之所。道家内丹养生学派的“丹田”说，对医、武学界都有深透的影响，故也都基本遵循这一“丹田”说。少数医家在理论上则稍有出入；而有些武术门派，和一些旁门别道从事吐纳导引者则对“丹田”定位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有将会阴穴、涌泉穴定为丹田者；有将上丹田定在膻中、中丹田定在脐下者。要说谁对谁不对，谁正确谁不正确，是无法下定语的。因为，不同的定位来自不同的理法认识和作用，是无法苛求统一的。再者，这些学术上的认识均来自于民间，并非像文字与度量衡一样，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必须由国家的权威机构来进行统一，故众说纷纭也是自然的事。知此，修习道家内丹养生术，就遵循道家的“丹田”说；从事某一医家学术，就遵循某医学的“丹田”说；从事某一武术门派的修炼，就遵循某一武术门派的“丹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就是了，何必执著于统一不统一，纷纭不纷纭?!
“丹田”之说和利用“丹田”学说进行养生修炼，这都是一千多年流传下来的事了。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千年里，虽无“丹田”之名，却有着“丹田”之实。道家内丹修炼之术是实修实证的生命科学。正因为是科学，所以才久传不衰。这并不是谁说有它就有，谁说无它就无的事情。
但是，“丹田”不是一个什么实在的脏器，而是一个可感不可触的炁区。就像一个山谷，它有部位的存在，可以积云，可以通气，却不是实体。体感“丹田”的存在与作用，必须按照道家内丹养生术去修炼，达到相应的功夫层次就会认知。除此则无任何可供测试验证的方法(起码在目前)和结论。由此可以懂得，一个对“丹田”无知的人，一个不从事道家内丹养生修炼的人，他说“丹田”之说是子虚之谈，就不足为奇了。公允地说，他们站在无知的角度，无论是咒是骂都是合理的，“不知不为怪”嘛。
世人不免都共同想往健康长寿。但这种想往乃是建立在人们大都不能健康长寿的现实基础之上。这种想往乃是人类“生”的本能欲望。那么，道家提倡和宣扬的“长生不死”，也只是反映和代表了人类对于“生”的最高追求。珍惜生命，并希望永生不死，从而为此目标扎扎实实地去实践，去努力，并以实践经验义务地去感召后人。这有什么不好，怎样欺世，怎样骗人?真正的道家修真高人，在传授内丹养生术时，从来都是择徒而授，“万两黄金买不去，十字路口送相知”，不为名诱，不为利惑，以至使得今天真正能传承正统道家内丹学术者寥寥无几，使得她的继承和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如果她会欺世骗人，岂不是如当今气功大师招摇过市，立一门派，诓来徒子徒孙千千万，何来如此令人堪忧境遇?故可见，视道家长生不死学说为欺世骗人之流者，不是准备去做速死鬼，便是甘当不学无术的愚氓。
二、关于“气”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就是一部关于“气”的文化，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对于中国人来说，仅就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情操、仪表、形态、情绪等，都可以用“气”来描述。推而举之，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同样可以用“气”去理论，去描述。
“气”文化的产生，源于中国古老的修道文化。而古老的修道文化，乃是中华祖先共有的文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根就是道家文化，中国先祖文明的根由道家生出。因此，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血脉里的文明精华，都是道家祖先所赋予的。
道家在修道实践中，体悟发现了“气”是宇宙万物(包括人与人体)演化运变的根本。因为它的特性，故被造成“炁”字。炁是一切有形之源，并始终贯穿于有形之中，对有形行使统御之权。但炁本身却是无形无象的，不可供人表述。但炁却是一种实存，它可以被体悟，可以被验证。
无论“气功”这一名词出现的是何等之晚，但炼气修真的“气功”本质历史在中国却存在了几近上万年。何况堂堂的中医学始终与“气化”理论紧密不分，离开了“气”，中医学也将失去生命。
自然，属于道家修真体系的内家武学，也都是离不开“气”论的，“气”在内家武学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内家武学的最高境界是以武演道，以武通道，以武合道。故内家武学的各个门派，历代的精英传人和门派开创者，都有对“气”的深刻修证，留下了精辟的证论法诀。说名公正话，老实人还是前代比现代多。前人治学的老实严谨，当是今天不老实人难以想见的。若修道实践中没有对“气”的真实感受而创造出“气文化”，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就难以形成。
“十年太极不出门”。这是前辈拳家对拳学境界与修道功夫层次证果的一种目标和效益要求，名曰“取法乎上”。正如张三丰先生所云，这是“欲令天下英雄豪杰延年益寿”。通过十年的修证，丹气圆满，与道合真，基本可以达到内丹学中“筑基”的效益。而偶遇困厄施用击技，那纯属副产品，只不过顺手拈来而已。技击不是内家武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家视技击为“末技”。由此显而易见，如果强调技击，把技击摆在首要的位置上，炼气不炼气，养生不养生，都无所谓，花十年时间去学技击打人，那就实在太不值得。从这种单一目的性上去认识，“十年太极不出门”，就实在是钻进了“气”的“误区”。同时还可看出，甘愿花十年时间钻进“气”的“误区”的人，与要“跳出气的误区”的人，二者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当然，后者还有对“气”、对内家武学本质内涵无知而进行抨击的误区。
把“气”视为玄之又玄而加以诬蔑的人，是从不炼气又不严肃探讨“气”的机理的人。所以他们只会像瞎子评理太阳一样想当然地去评论气功。
法轮功学员自我破腹去寻找丹田的法轮，这是练功出偏、走火入魔的现象。这种走火入魔现象，在各种气功里如果没有明师指导，都有可能发生，而且都曾发生过。发生这种入魔的原因，就是初步练功身上有了气感，而这种气感是平常人从未曾有过的一种特殊奇妙感受，极易让人产生许多错觉。若不事先懂得“气”与生命的基本道理，就会把这种错觉当成真实的事情，那他们不仅会剖腹找法轮，而且还会跳楼去飞升。这些，在传统的内丹学经典里早已告诫再三。可见，即使是正教，若无明师引导，也必会被心怀叵测之人所利用，走上邪教异端将是必然的，且莫说邪教了。
“气”这种“物质”不是现在来讨论它有没有的事，因为它从“气”字的被造那时起就被确证了。所有“气”文化的后人，要想对“气”再确证，必须以自体自心参与修道方能觉悟。至于那些既不亲自参与修道，又闭着眼睛否定“气”的人，无论他们是何居心，我们何必管他呢?恰恰，他们能说话，正好证明了他们还有一口气。若是没有了这口气，你天大的本事也难叫他再说话了。
我的答复到此基本完毕，不知是否可以解决你何去何从的问题。
《武当》编辑 谭大江
2001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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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学养生家谭大江先生的传奇人生
谭大江（道号孔德），男，1947年生，汉族，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民进丹江口市总支副主编，曾担任第四届政协丹江口市常委，现任武当杂志社副主编。主要致力于武当武术、武当文化和道家仙学养生的研究。为享受地方政府津贴的专家学者、科技带头人。
近年出版的专著有：《武当气功》、《武当山千古之谜》、《武当拳之研究》（合著）、《武当武术概论》、《易经洗髓大全注解》、《武当内家派述秘》、《乐育堂语录注解》、《张三丰太极丹经注解》等。已有一百多万字的文章在全国各有关刊物发表。
近年获得的成果及荣誉有：1991年获得湖北省最高文学奖“屈原杯”个人二等奖；93获“生命力杯”国际传统医学论文大赛优秀论文及成果奖；1993年获国家体委科研课题“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获十堰市人民政府社科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湖北省首届武术论文研讨会优秀成果奖。1991年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过个人专题报道；事迹先后被收入《中国楹联艺术家大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集》、《中国专家人才库》等大型辞书中。1997年被美国长岛“中美文化交流发展公司”聘为名誉主席，近年来经常受邀赴香港、台湾、韩国、德国讲学和参加相关学术活动。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武术协会新闻委员会委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北省武协委员、湖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安国际太极拳研究会顾问、哈尔滨八卦掌研究会顾问、浙江新昌太极研究会顾问兼客座教授、西安赵堡太极拳研究会顾问、河南赵堡太极拳总会顾问等。
第一章：老镇古风
二十世纪40年代，位于鄂西北道教圣地武当山下的官山河口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镇，名曰六里坪。据考，“六里”乃是明代宫廷为武当道教所设的“庄园里”之一，大约是武当道教宫观设在各地收缴粮课的管辖行令中心和仓库所在地。在当年，许多掌管庄园和催课的道士也都是本地人。作为“庄园里”，这当是六里坪古镇在明朝时的功能之一。其实，这座古镇乃是郧阳府以及川陕香客朝武当进香的西行要道，也是有湖北进入川陕的旱路要道。
六里坪上下相连有三座古镇，朝西越二里乃花栗树镇，这里是以商贸为主的一条街；朝东越三四里乃孙家湾镇，这里是以纺织印染作坊为主的一条街（民国24年发大水，冲去半条街，后半条街迁至北山岗下，形成新旧两条街）；而六里坪则是这一带政治文化的中心,民国时期，这里是区、乡公所在地，也是区乡学校所在地。
当年的六里坪镇，颇有一番雅朴的古风陈韵：一条街，东西鱼贯，南北相对，全是铺面踩楼的瓦房，一色的碾压黄土坯墙，带风火垛；凸状街面上，中间铺一道青石板，两旁皆用白鹅卵石铺成；张公堰水穿街而过，老太婆、小媳妇在清澈的渠水里洗衣洗菜淘米，举起棒槌就能打住一条大鱼。这条街，南半边街靠山，山边是连畈的好水田；北街临河，河沿上是成片的水浇园菜地；河边垂柳歪斜绵延，一片一片的芦苇和草地，是顽童捉鱼摸虾和放牧玩耍的好地方。一道街，上上下下又被十余棵参天大树遮腰掩身，那些是皂角、白果和榆树，粗的十几个人搂不住，高得仰头望着掉帽子；每当太阳快落山，大的白鹤、小的铁打郎什么的鸟雀，便会成群地飞到树上，成为镇上一片最喧闹的世界。这世界，吵吵闹闹，直到小半夜才会安静。
六里坪这个地方，考其历史，秦汉时有过它的辉煌，刘备入蜀，曾在此驻扎过军队，留有“浪州城”之名。现在从地面挖下三四尺，很容易会遇到一座座汉墓。秦汉以后，这里不知荒芜了多少年，直到明初永乐皇帝大力兴建武当道教宫观庙宇，这里才重又开发，开始修建了这个镇。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从历史讲，都算移民。这个镇上的人直到二十世纪40年代那时，还能从移民传统上分为三种人：一种是庄稼人，他们大都是从山西大槐树迁来，世代在此耕种庄稼——他们应是这里最早的移民；一种是生意人，他们打制金银首饰、制造烟花爆竹、制造蜡烛、开榨油坊，开造纸坊（生产香表纸、黑面纸、白面纸、皮纸）、开药铺、开酒坊、开饭铺，他们大都以江西人为主，或少数湖北黄州人或别地人，他们中有人发了财后置买田产，成了当地的财主；一种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大都是生意世家的后代，因他们的祖上或老辈子做生意发了财，供他们读书，他们有了成就，或在外地做过一官半职，或一生清闲在家与史书礼乐为伴，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惟这后一阶层从文化上给予这一地区的影响甚是广泛，甚是久远。古镇上不知何时就建有移民同乡会的江西馆、山西馆等。
1947年农历8月23日，谭大江就出生在六里坪镇一个破败的书香门第家中。
第二章：书香门第
谭氏祖籍在江西省丰城县，与清代仙学中派的著名人物黄元吉是同乡。不知是巧合还是偶然，就在黄元吉先生入四川自贡传道这期间的清朝道咸年间，谭大江先生的太祖父谭洪熙，举家由江西迁居于道教圣地武当山下的六里坪镇。缘因洪熙有胞兄先在此地开油坊，生意甚是红火，但夫妻膝下无子女，知弟洪熙有幼子庆元，天生聪颖，且这里文化氛围甚好，故领其弟居家迁此，以便供侄儿读书。这谭庆元乃是谭先生之曾祖父。谭庆元不负父辈众望，弱冠之年轻乡试考中举子。举子可以直接作官，受命让他到陕西汉中府候补县令（也就是要等汉中府的某县县令调离、免职或是病亡，他才能当上这个县官，在此之前他必须等待，但朝廷给予足以使其生活丰裕的俸禄和相当于在职的顶戴花翎）。可这一等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间，谭庆元在汉中客居，研读四书五经以及道书丹经，又娶一妾相伴。无奈在外年久，补缺不上，家中父母与伯父伯母年事已高，便携妾归里。谭庆元专船顺汉水而下，至均州城码头上岸，雇得挑夫百余人，挑的皆是线装古书和字画古玩，一路上浩浩荡荡，却也风光。
谭庆元有师余某，京师提名为榜眼，此时在襄阳府任职。闻谭庆元归里，邀至手下任鸿笔师爷有年。后谭庆元厌倦仕途，辞师还乡闲居。虽为闲居，鉴于声名，不但四方的官绅乡贾、文人墨客常来参访，连武当宫观一些道总、高真也与之交往甚密。那时本县境内有什么重大文化活动，或是某地发生难以处理的案件和纠纷，或是逢武当庙会或庙观修建竣工，谭庆元都会受邀而至，乘一顶四人抬的亮纱大轿，执一把檀香木黑面金字大折扇，众人见而礼敬，也算得倜傥潇洒。
谭庆元有弟兄三人，都是读书人，自己排行老三，然读书有成者为谭庆元一人。那时父辈为三兄弟在街上各买得一院房子。唯谭庆元所住之房楼上楼下、里里外外，除过书籍、字画、古玩，别无他物。
就在谭庆元年老残喘之日，上头发来了补缺的委任状。这时与仕途早已失去情感的谭庆元，也就以年老病衰为由淡淡地写了一张辞呈，从此与官作罢。
谭庆元有两子一女，长子为原配所生，名悦蒸；小子为小妾所生，名悦正。盖因元配夫人与小妾年纪相差太大，故两个儿子年纪也相差二十几岁。又因元配夫人和小妾水火难容，每以强凌弱，谭庆元无奈，只好在孙家湾租一套房子安置小妾与幼子。谭庆元死后，小妾不甘凌辱，携子漂泊他乡。
谭悦蒸乃谭先生之祖父。此公自幼生在福窝里，父亲多年在外不归，爷爷奶奶娇惯，自小养成好吃懒做不求上进的习性。但家风所致，却也无甚恶性。读得几句四书五经，除过后来派上用场逗孙子，却是满脑子稀里糊涂。悦蒸娶妻颜氏，乃均州城外颜家湾颜氏之女。颜氏在均州也是老门老户的大家族，故谭颜氏到了谭家也起了顶梁持家的作用，而谭悦蒸只算得败家不当家的男人。因此公在本门排行老三，后乡里老少皆称之谭三爷。
谭庆元去世之后，谭氏门庭渐渐失去了昔日的丰裕和风光。由于谭悦蒸既无文才，又无别长，缺乏生活来源，不得已就变卖家中所藏古董字画。由于妻子颜氏厉害，先只敢偷着卖。若被妻子发现就装鳖不吭气，或是把前次卖物未花完的钱如数交出。时日一久，颜氏也感到这不失为一家度日之计，也便从默许变为参与变卖。由她参与变卖，一些古玩旧赏倒能抬起价来。由于变卖的这些家产，对夫妻来说不过都是些闲物，又能滚滚来钱，日子一时过的倒也舒坦。温饱之下还有节余，老两口渐渐学会抽上了大烟。从此以后，家里原有的收藏如流水的向外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打到襄樊、老河口，国民党的抗战军队也阻截在这一带。当时作为百里之外的后方，六里坪镇上住了许多国民党抗日将官的家属。间或，那些国民党军官也到镇上来与家属同住。闻得谭家有丰厚之家藏，有曹营长者，一次花数百大洋就买得满满几马车而去。
谭悦蒸膝下有三子，长子名之范，次子名之汉，幼子名之俊。因谭门大房无嗣，自个家境又凋零为艰，故长子之范早早过继大房，家中剩有二子。次子之汉也算机灵，幼年读得几年私塾，背得《孟子》、《告子》，但由于家道中落，不得不从少年开始给生意人家帮工。到青年时代，乃于同乡结伴上四川挑盐，下南阳挑油，抗战时修公路，当过乡丁区丁；同时也耕作家里的几亩田地；幼子之俊，天生傻笨，能出力干活却无生活自理能力。谭之汉青年时期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人物，他就是谭先生的父亲。谭之汉娶妻王太莲，王氏乃官山分道观乡一农家穷女，少年时父母双亡，有弟投奔郧阳鸳鸯寺舅家寄居，太莲十四岁以童养媳嫁到谭家。当王氏女嫁到谭家时，谭家的凋零破败已不堪入目：家里所剩之物只有厢房阴暗的小楼上，堆着的或捆或散的积满了灰尘无人所知的古书和堂屋神案上一排排祖宗牌位。除此之外，几乎什么家产都没了，住的一院房子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人在屋里走动，头上要戴雨帽，脚下要垫石头。即便如此，已死去妻子的谭三爷，凡见家中有可卖之物，仍偷卖不误。连床头一口装粮的空大缸，因睡觉咳嗽，大缸嗡嗡作响，恼怒之下，趁家里无人也偷偷卖掉。谭三爷头上顶着一付满是脑油的瓜壳帽，着一身不扣扣、只从腰间系绳的长衫，一年四季打赤脚穿踢拉鞋。谭三爷的身上总会藏一些供他在饭铺买油条、麻花的零用钱。他的两只大袖口内也经常揣着油条麻花。以至当谭先生幼年跟着爷爷戏耍时，爷爷总会玩把戏似地从袖口里抖出一段油条或几股麻花，直令孙子感到爷爷魔法无边，不可思议。
自从王家的姑娘嫁到谭家，谭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转机。盖因这山里出生的姑娘自小吃苦长大，所以既勤劳又傲强。在她嫁到谭家的几年内，推豆腐、置磨坊，养猪喂鸡，纺线织布，抽空还给国民党军官太太们缝衣洗衣，给区公所区长家属缝衣洗衣。如此起早贪黑，勤扒苦做，攒下一些钱来，把房子赎回来，又翻修一番。因家里有磨坊，丈夫也就买回两头驴，一头驴推磨，另一头驴拉车，开始跑单帮做运输生意。那时因为抗战，修通了老白公路（老河口到陕西白河县），从前的脚夫有条件的都改为拉板车，下襄樊，过南阳，上陕西，桐油、白酒、布匹、煤油、瓷器，啥货都运。傻弟弟在家受嫂子指使种菜园、做庄稼、上山砍柴，只要吃饱穿暖，他舍得出力气。
这个家开始红火起来：后院的拌子柴码得象小山似的；小客厅的高墙上经常挂满熏鱼、腊肉；家里的黄酒一缸接一缸的做，这一缸喝完了，那一缸陈酒又打开。此时谭家虽非当年书香门第之气派，却也算这条街上农家阶层的小康人家了。
第三章：蝴蝶童年
当谭大江先生降临在这个家庭里，这个家庭就处在他父母亲手创造、且为父母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家庭时代。
谭先生的童年也像蝴蝶般地充满色彩，充满自由，充满幻想。
在谭先生的童年记忆里，这种小康家庭生活似乎是很传统的，就像古镇上的参天大树和青石街道那样古老自然。他虽然经历过土改岁月，但由于当时幼小，对土改斗地主、分五大财产没有过深印象，他不知他家因为划为中农，自然无失无得。
父亲跑生意十天半月回来一次，要在家休息几天。这几天中，父亲会时常到花栗树街上与朋友会聚，也常会带他去。他那时总对大人那么高、自己走路老赶不上大人而愤懑、而不可思议，对自己有那么多与父亲相好的叔叔、伯伯而感到骄傲。父亲总会在茶馆里跟朋友们唠个不断，没有小孩子可以插言之处。谭先生耐不住寂寞，总会叫父亲给几个零钱，跑到街上唯一一家国营书店买几本小人书，看了又看。等他上学时，他的小人书已攒了几十本。
谭大江先生的童年主要是跟爷爷长大的，跟爷爷睡，跟爷爷玩。爷爷虽比不得曾祖父，是那样的大文人。但他的知识教一个几岁的娃娃，还是大能胜任。谭先生从小就从爷爷的故事里知道了“头悬梁，锥刺骨”、“桃园三结义”、“岳母刺字”、“高山流水”这些典故和人物；学会了口答算，学会了绕口令，学到了“古之道也”的连字法。据说这“连字法”是旧时私塾先生用的一大勾回记忆的绝招：学生背书忘了句，先生并不正面指出，而是借以毫不相干的事物立一句话，让学生往下续，续上十句八句，就会转到那忘了的句子上，学生幡然大悟，从此一生都不会忘记。跟爷爷睡觉，爷爷的脊背就成了谭先生用指头写字的黑板。
在谭先生的童年里，那座古镇和那条老街的一切似乎都是历史的自然延续。他家对面就是区公所（不过这时已归共产党掌管），区公所旁边就是六里坪三区完全小学。三区这所完小教学的正规、设施的完善在全县当时是少有的。这所完小是抗战期间的一任区长向地方乡绅集资，在原来一所私人学堂基础上新建的，占地十几亩，除教室、办公室外，学校有花园、体育场、图书馆，非常象样，连现在城市中的小学，除过楼房高大，难有那时优美完善的校容校貌。谭先生1954年秋天开始，就在这所离家仅有几步之距的完小念书。上学的头一天，剃头匠割掉了谭先生脑勺上留的狗尾巴。上学那天，母亲给煮了个鸡蛋吃，说是吃了鸡蛋聪明。到了学校报名处，老师问这问那，谭先生一一回答。轮到叫念数，谭先生口如倒豆，没等一百个数念完，老师笑着从中打断，这就报名完毕。谭先生一溜烟儿从学校跑回家中，家里没人，爷在河滩上放驴，妈在河边洗衣，父亲上街去了。他从房后向河边跑去，乐得家里的黑狗子也跟着撒欢儿。远远看见妈，就扯长嗓门喊：“我上学啦——”
此后六年的小学生涯，谭先生都是以名列全班前茅而经历的。他上学，学会课本上的知识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他时间他都在玩。从小他就爱画画，他在二年级时，就与五六年级爱画画的学生结成了画友。
二十世纰50年代初，上小学的多是大龄孩子，高小毕业生很多是十七八岁的，谭先生算是最小的年龄段。上二年级，谭先生在上课时偷着画画，画了一幅刘备回荆州，被老师发现而没收。几个月后，当谭先生被老师喊到办公室有事到，才发现他的那张画被老师贴在办公桌边的墙上，成为老师的欣赏品了。谭先生的二年级有许多他后来认为是人生中特别出众特别有意义的事：那时他在他的班上成立了全校藏书最多的个人图书馆，全校不分班级的学生，只要在他这里存书，也就可以借书。而这个活动是义务性的，并一直坚持到他小学毕业。从二年级那时，他还参加了学校的文艺演出队，不但演小歌舞，还演一些大型童话剧。学校文艺演出队非同一般，服装、道具、舞台样样俱全，老师中会演奏二胡、笛子、手风琴、风琴、小提琴的很多，艺术才华突出的老师就成了文艺演出队的团长和导演。那时他参加演出过的童话剧《果园三姐妹》，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令人难忘。二年级也是谭先生戴上红领巾的一年，那时学校少先队活动真是正规而丰富多彩，小队、中队、大队各有经常性活动。那时的少年对红领巾的神圣崇拜，在今天的少年中是绝对不会有的。那时的学校放学，要在广场上按居住地的条块和学生高矮秩序站队，然后由远而近分别列队出校门。出校门后队列不乱，到了谁家门前谁先离队，其余的学生仍按队列行进，直到最后一人。许多学生都住在十几里外的乡下，队列照样如此，极少有犯规的。那时的学生凡在学校之外的任何地方见到老师，少先队员要敬队礼，非少先队员要敬鞠躬礼，学生的行为成了社会文明中尊师重道的一种突出标志。谭先生就是在这种学校氛围中度过了少年中的重要阶段。
在谭先生上四年级到六年级这三年中，读课外书成了他重要生活内容。因为课堂知识他不必花很多精力，所以他有的是时间读书。那时学校有图书馆，而同学之间又可以互换书看，他的个人“图书馆”也存有一定数量的书籍，很容易找书看，什么《家》、《春》、《秋》、《青春之歌》、《红日》、《平原游击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驱》、《红岩》、《枫橡树》，加上历史小说，这些大本头书他看过几十部，他过早地从书中进入了悲欢离合、慷慨激昂、嬉笑怒骂、酸甜苦辣的社会人生。
除了学校，那时这条街上文化人很多，别看他们有的开药铺，有的开杂货铺、有的开银匠铺、有的开饭铺，一旦闲暇，自然物以类聚，有一帮遗老般的文人墨客，摇头晃脑，文诌诌吟诗作对；有一帮正儿八经的梨园票友，装男扮女，唱几台二簧、清戏；有一帮爱叫真的鼓板爷儿们，高曲雅牌，来一番阳春白雪。那时这街上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高台曲戏班子，过年过节皆要在戏楼上唱上三五六八天戏。街上老少爷们中，说不准谁就是戏班中的一员。每逢过年，这条街上的龙灯、狮子、凤凰灯、水兽灯、踩高跷，从彩灯的扎制工艺到演技，那都是当地绝无仅有的高水平。这些当地民间的文化艺术，也给谭先生少小时代以深刻的感染熏陶。大约从十岁开始，当谭先生还不懂书法和绘画艺术为何物时，就开始给自家、给乡邻书写春联，画中堂画，画灯笼画……
第四章: 灾难突至
古老的镇子从50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土改运动，土改以后，谭先生的父亲参加了国营运输社，成为吃国家粮的工人。接着是互助组、合作社、公私合营、三反五反，总之是政治色彩浓烈的各种运动逐渐增多并剧烈起来。随之，五七年反右、五八年肃反，都相继波及到这个镇上。记得上街、中街、下街有三座古老的过街楼，楼上供奉的铜、铁、泥塑的神像，也都在这前后两年拆毁、砸碎。“大跃进”来临，随着全民大炼钢铁，老街上和附近乡村几十颗千年古树也在短短几个月里陆续怆然倒下，被劈成一片片的木柴送进炼钢炉，换来一堆堆的铁屎，老街也被改田改地日日夜夜运送粪土的独轮车洒满的土泥从此掩埋了往日的面目和洁净。
谭先生说，他这一生对五七、五八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五七年是他从三年级升到四年级的学年。有一天，他和同学们突然发现学校办公室外贴满了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学校内的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以前给他们带课带得最好的老师，突然间上课就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生气。几天之内，这些男老师不是剃光了头就是分头变成了短发。谭先生家离学校很近，深更半夜，学校办公室里开斗争会的吆喝声和间或的皮带抽打声、呻吟声隐隐传出；在街上阴暗的角落里有三两个乡邻窃窃耳语，凡有动静，很快散去。对这些外部不知发生的什么事，谭先生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没有多久，他的班主任，还有带历史、自然、地理的老师，还有学校每年带毕业班、在全县知名度最高的一共几位老师都不见了。先是听说他们成了“右派”，到县里参加集训，后来听说都去了襄北农场劳动改造去了。这些老师大都是四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的离去使得学校一切原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很快失却。由于老师的缺员，随之增补来的便是初师毕业的教师，也就是贫下中农子弟上完五年六年学，再培训一年（名曰初级师范）就出来当老师。
五七年这年，谭先生的爷爷也去世了。这时谭先生有姊妹五人，他头上是一个姐姐，比他大五岁，正小学毕业；他是老二；挨着他的是个弟弟，比他小两岁，刚刚上学；下面还有两个小妹妹，一个三四岁，一个还在吃奶。这年春节的大年三十，全家正吃团圆饭。爷爷碗里饭刚吃完，正准备喊谁给他添饭，弟弟插上一句话：“爷，你不吃了？”爷一听，脸马上沉下来，随之落下了眼泪。弟弟说了犯忌的话，全家人鸦雀无声，一顿团年饭就这样不欢而散。
这年春天暖融融的，谭三爷抱着小孙女站在屋檐下，一边晒太阳，一边和过往的婆娘们捣笑话，突然，他脑壳一晕，栽倒在街上，幸好他把孙女紧紧搂在怀里没有伤着。等乡邻们把他抬进屋，喊叫谭先生的爹妈回来时，谭三爷已处昏迷且嘴歪眼斜，急请来大夫医治。但未出一个月左右，谭三爷去世了，他这年七十三岁，正应着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的老话。谭先生对爷爷的死，很为忧伤，虽然后来他知道了爷爷不成器的一生，但这种忧伤仍旧不能抹去。
爷爷头年死去，次年，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家。
1958年的初夏，天气宜人。不过那阵子谭先生的父亲以及镇上的国营单位所有工人都在成天开会。人们偶尔回家，面孔都扳得紧紧的。有个邻居叫付洪林的，他是国营熟食店的工人，会议期间突然失踪。单位、家里远近找了四五天，最后在街后不到半里的小山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吊在老桐树上自杀的，他在树身上用白墨写下“打到梁山都是贼”。后来知道是开会逼他认罪，他没有认罪，后被强行定罪。事后知道这场运动叫“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
紧接着谭先生的父亲也出现异常情况，他先前好久没回家。有一天半夜回到家，谭先生在似睡非睡的梦乡里听到了母亲不敢出声的哭泣声。次日父亲又去开会，从此不再回家。少年的谭先生对这时期出现的事不知所然，对母亲的异常表情心头也掠过一丝不安。但随之又被与小伙伴玩耍的快乐所取代。
那是一个星期天，谭先生跑到花栗树街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彩色连环画册，闻着那彩色油墨散发着的新鲜、神秘味道，他蹦着跳着朝家回。
公路边一群庄稼人正在稻田里踩秧，谭先生走到这里，有个庄稼汉子喊着谭先生的小名说：“长生，你衙衙被人家捆去坐监了，你见不到了！”（“衙衙”是江西人称父亲的译音字）谭先生一下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脸上顿时火辣辣的，他忍住眼泪撒腿往回跑。
母亲正坐在门口的地上悲痛欲绝的号啕大哭。几位邻居大婶大妈在劝母亲，他们不时也用衣角拈着同情的泪。谭先生记忆最深者，母亲的哭诉中有关于父亲是“树叶掉下来怕打着头”的本分老实人。父亲确实被捆走了，“肃反”会上有人告他解放前曾给土匪通风报信，因而一支来三区土改的区干队被土匪杀害，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父亲被抓这年，家庭立刻陷入了困境。母亲无奈，只好试着让傻叔叔去拉板车跑运输生意。谁知出师不利，在草店垭子，由于驴子受惊狂跑，叔叔拉不住车，连人带车从陡窄的公路上砸下去，受了重伤。之后，母亲只好卖掉板车和驴子，给叔叔治伤。这时谭先生姊妹五个，大姐十五岁，小妹妹不满两岁，这个家从此全靠谭先生的母亲来支撑着。母亲这时不得已又开始变卖家里可以变卖的一切，来维持一个个孩子上学，来维持家里日用开支。同年，生产队以办食堂为由将谭先生一家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后来食堂垮了，他家又成了公社、管理区的办公场所。母亲就带着一个小叔、五个孩子到处找地方栖身。他们搬过几次家，曾经有个家是房上椽子朽垮了，瓦掉了，露出筛子大一个窟窿，一下大雨，屋里得挖水沟往外排水。那年头又赶上吃食堂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先前能将稻谷连壳带米磨成细末吃就不错，后来干脆吃野菜、吃树皮、吃糠。谭先生的弟弟吃糠经常拉不下大便，谭先生也经常用锥子给弟弟剜屁眼。那个年代，老百姓的大便都没有臭味。
就在那样的年代，母亲没有让一个能够上学的孩子失学。至于孩子们中学、小学毕业后因为政治牵连不能再升学读书，那已是母亲所无能为力的了。所以，谭先生姊妹五个，除了大姐上过初中，其他都只上过小学。谭先生 1960年夏天高小毕业，他的成绩优异自不必说。录取通知书下来，别的同学有的录取到正式中学，有的录取到武汉、到外省工厂、机关参加工作，而他被录取上耕读中学。未久，又有一个紧急通知下来，耕读中学也不能上了。对于一个十二岁的爱读书的孩子，对于一个刚读完六年书、对学业还充满无限憧憬的孩子，突然地失学，对一颗幼小的心灵的打击是无法描述的。多少个夜晚他从梦中哭醒，也引得母亲一次次哭泣。
第五章：抗争命运
好像是1964年，谭先生一家被省里下来的一个工作组落实政策而搬回到原来自己的家。因私房公占，还补了他家几十元钱。他们住不了那么多房，故而临街的门面仍被公家使用，但从此有了公家给的房租费，尽管微不足道。幸好，虽搬走几年，厢房小楼上积满灰尘的古书却无人动过，这成了他家后来一度油盐日用的来源：隔一段日子，谭先生会爬上小楼，用绳子捆一捆古书，拎到集上收购处卖掉。那古书堆里还有一方木制大印，谭先生记得最清的，这枚大印是用一种黑紫色沉甸甸的木头刻制的，长约四寸，宽有1.5寸，印上刻着“谭庆元”三个大字，四周是二龙戏珠图案。另外还有一个顶字官帽。但后来这些东西也不知怎么就玩丢了。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开始，谭先生也已经意识到古旧的东西可能有它重要的价值时，他家的古书已基本卖完，仅剩下一些残破的小册子，还有一些零散的碟、盘、烛台等物，被谭先生藏在旧磨房的墙洞里而逃过了那场厄运。八十年代末，有个省城画界朋友向他借去一只“成化年制”的青花瓷盘和一只烛台，一去不归。后来他向内行文物商打听，那只“成化年制”的青花瓷盘当时价值大约在8万元人民币，那只卧狮烛台乃是一个宋三彩。谭先生听后，只是笑笑。
谭先生少年时个头不肯长，十二岁还比弟弟矮一截儿，庄稼活干不了，在家玩了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又看了很多古代小说，像《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刘公案》、《施公案》、《三国演义》、《瓦岗寨》、《红楼梦》等。在这条老街上那时最容易找到书读，线装本、工整的手抄本都很多。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受书中人物的感染，往往也削减了一些被现实施加的摧残程度。谭先生现在回想起来说，在那之后的岁月里，他对人生不屈不挠的理想追求、他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他性格上的不畏权贵、疾恶如仇、有点侠肝义胆，还有些多愁先感，但处事能机智应变、独立生存性强等等，都与他少年时代阅读过的大量小说及小说人物的影响有关。
1958年夏到1959年夏的一年内，谭先生的父亲尚未判刑，还集中在离家百里的均州城的学工厂劳动。不到十二岁的谭先生曾两次徒步给父亲送衣服。第一次是跟一个到县城探亲的大孩子，第二次就是匹马单枪。十五岁那年，谭先生又首次匹马单枪闯江北，往返三百多华里，买回八十斤红薯干渡饥荒。当时的他，以职业脚夫的行头孤独的挑担穿行在江北山岗上的洋刺林中，偶尔会被擦肩而过的江北人投以钦佩的目光。
1961年秋天，谭先生正式成为一名农民。记得第一天干活是在山上锄芝麻，热和渴的难受、不得再像儿时随意玩耍和休息、手掌打泡的钻心楚痛，让他第一次品尝到人生的真实艰辛。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了未来生活的恐惧。不过，这只是刚刚拉开他艰辛人生历程的序幕。此后，他就在农民队伍中摔打了近二十年，成为一名地地道道且出类拔萃的农民。所谓“出类拔萃的农民”，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力气不弱人；手脚麻利；技能多而优秀。正如俗话所谓“扬场放磙，提篮撒种，犁耙水响”样样精到。而这些都不在谭先生话下：论挑担子，那时农民初一、十五放两天假，不是上山砍柴就是进官山挑脚，三五十里，他的担子从来都在一百五十斤以上。他最多挑过一百九十斤，压得他要死。论手脚麻利，夏季清晨在秧母田里拔秧苗最见工夫，一个钟头拔一百把，多出别人几十把；再就是割谷割麦，别人五分地未割完，他一亩地早割光；再就是打砖做瓦，别人最多一天打一千砖，一千二百瓦，他能打一千四百砖、一千六百瓦。论技能多，凡农村把式活，除过犁田耙地所谓“使牛匠”谭先生没干过—一那时生产队有跟使牛匠同等重要得技术活要他干，之外，没有他没干过的技术活；就连后来生产队唯一的一名农业技术员还是非他莫属。因为有成绩，后来又把他调到生产大队的农科所。70年代初，他曾创造过在亮沙滩田里收获水稻400公斤一亩，和当家田杂交水稻700公斤一亩的少有好成绩。除此在农村他还做过木匠，砌匠、漆匠、泥瓦匠等多种手艺活。论技能优秀，那时生产队插秧，为保证株距行距的准确，和秧行的整齐，每个插秧手要拿着一把特制的木锯，像一把大弓，但他从不要这玩艺儿，仅凭双手插的秧行既端又直，以至常常有工作组干部拿着钢卷尺来抽查，亦不得不啧啧赞许。他当砌匠为人盖房，是把屋角的人，别的匠人常要用线坠吊吊线，以免砌歪，而他只凭眼吊线不会砌歪墙。他当泥瓦匠搬泥做瓦，在别人，不说衣服，连眉毛胡子沾的都是泥巴点子，而他做泥活不沾泥。这些硬功夫在乡里是有口皆碑。
如果你认为谭先生当年不过是如此一个顶呱呱的庄稼汉子，那就错了。他当年在他的家乡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说他是个才子。后来在县上、在地区也出了小名。这当然与文化有关系了。
谭先生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化艺术爱好的广泛兴趣。他十三岁时开始在乡剧团登台唱戏，生、旦、丑他都演过。他们那时的乡剧团相当正统，凡演员每天早上要练功，之后才去地里干活：一年中临近春节要集中三个月排戏，剧团每每还要到外地、外省重金搬来把式来当导演或担任主角。在剧团里，谭先生还学会了识乐谱和演奏一些乐器，后来还成了打击乐把式级人物。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和原剧团的一班年轻人在村干部的支持下，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且组建了一个豫剧团，演出革命样板戏。他创作过一个剧本叫《栗坪风波》，当时被地区文化馆评为重点创作剧目。他们的豫剧团还与河南豫剧三团有过联系，得到过支持，给他们寄来了一些像朝阳沟一类的现代豫剧的曲谱。县豫剧团也曾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还有吸收他参加县豫剧团的念头，但由于他的出身问题，未能实现。
他十四岁开始给襄阳报写通讯稿，成为襄阳报的通讯员。1965年后，郧阳地区从襄阳地区分开独立，他又成为郧阳报的通讯员。由于他在报上发表文章和美术作品出了小名，当地的区政府武装部长还以“阶级斗争为纲”找到报社，说报社发表“反革命子弟”的作品，立场何在？搞得报社再不敢发表他的作品。
他还有一套真传的民间纸扎手工艺，那是街上唯一一位有名的老艺人传给他的。每年春节的时候，街上扎龙灯，糊狮子，扎彩车、旱船，老艺人一刀一剪、一笔一画都悉心传授。老艺人的手艺非同一般，是那种能善丹青的阳春白雪之流，扎的花、扎的鸟几乎乱真。这些手艺谭先生尽数学到。记得1978年老艺人病重在床，还将这位得意门生叫到床前，传授他制作戏剧道具的手艺，临终前将收藏的旧时襄阳地区丹青名家的四幅花鸟条屏赠送给他。
绘画也成为当年谭先生最喜爱的艺术。他本来上小学时就喜欢美术，回乡后兴趣不减。最初他画的花鸟画还谈不上属什么画种，更谈不上真正的艺术性，就是这样已在当地闻名。地方上的风头人物以能得到他的画为幸事，知己朋友与他相索的也知有他的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绘画手艺也使他吃了许多轻省饭，一些国家单位不是粉刷一块大墙，就是立个照壁，请他画毛主席像。你想想，一个五类分子子弟，没有过硬的绘画功夫，不能把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逼真地画出来，他还想活吗？！正是这过硬的绘画功夫，他每到一个单位有人陪吃陪喝，都是小灶。要是夜里加班，除过夜餐，还要给几毛补贴。当然画画也闯过祸，当年造反派批斗“走资派”，曾命令他画漫画，后来造反派倒霉，他也难逃厄运，画过的漫画被当作“反攻倒算”而遭受批斗。他的绘画真正步入学院般地正规功课并且取得相当成就，那是从1971年开始的事，这时他已结婚三年。那年他进山砍柴，路过表弟家，偶然发现一本关于画白描动物的美术书，乃是下乡知青所带，他如获珍宝，以借阅二个月的诺言带回家。回家之后，白天干活，夜里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字抄书，一笔一笔摹画，硬是将这本书复制过来。接下来的数年中，他临摹过一套国画人物头像选、一套人物素描头像和几本人物复杂的连环画册，都是当时出版的名人名作。他对临摹一丝不苟，往往一幅头像他会临摹十天八天，不到雷同神似决不罢休。他还结识过一位外县来当地修铁路的民工朋友，两年后这位朋友返乡后来信，表明他也曾经是爱好国画的，但以后兴趣转移。这位朋友将自己的几本国画书连同几支笔和一些纸墨寄给了谭先生。谭先生第一次在宣纸上练习胡佩衡的画，那特殊的笔墨效果使他感到心旷神怡，欣喜非常。后来他曾用了二年的时间连攒带借凑了20多元钱寄往北京荣宝斋，邮寄回来一些笔墨纸张练习国画，如饥似渴练习国画。记得当年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轰动全国，为了寻得绘画资料和支持，他曾给画《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刘春华写过信，竟也收到刘春华热情洋溢的回信。画画简直成了他当年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那时农村经济困难，买纸没钱，常常就连剃头的二毛钱也没有，平时练习画速写、写生用的纸大都是用一些烟盒、商品包装纸，甚至用过桐树叶和柿子树叶。1972年春节，谭先生借一次进城走亲戚的机会，带着画作到县文化馆请教美术老师，受到文化馆领导和美术老师的重视。自那以后，在他绘画上得到最直接、最实际支持的就是县文化馆。以后他有了经常参加“政治任务性”美术培训和创作的机会（因为，如果不是带有政治任务性的，当地公社、大队都不会放他出去。而这些“政治任务”也是县文化馆领导想的高招），也经常在本公社和县内其他地方画宣传画，并有了县文化馆不断供应的速写本、炭铅画笔、绘画材料等。那时谭先生一年四季随身携带一个写生本，在地里干活，一到“吃烟”时间，便会有老少爷儿们坐在他面前让他画像：要遇出公差上大工地，那外队的社员也会凑来让他画像。上山砍柴和担脚，一旦歇下脚来，立马把挂在担子头上的速写夹取下，见山画山，见树描树。有时他外出，走在路上，遇上学校放学，学生娃儿们会唧唧喳喳把他围起来，不画几张像不放行。后来十里八乡的风头人物，有的请他去为活着的老爹老娘画像，有的请他为死去的老爹老娘照片放大。那时他还为下乡知青和修襄渝线的铁道兵画过许多素描写生像。
一个画家，如果不懂书法，不能写一手起码过得去的字，那就像人少了一条腿。故而当年谭先生也很注重书法的学习。在农村那些年，他主要练的是柳帖。一般来说，凡外出有时间就画画，凡在家有时间就练字。因为画画的精神专注性要比练字大些，而练字常可以兼带孩子。他家一张自制的小木桌，经常三分之二的地方放着装粮的麻袋，三分之一是他练字的地方。而他右手练字，左手则要搂着一个哭闹的孩子；左腿坐着孩子，右腿则又要常常赶踢欲往桌上啄粮的鸡。他当年写过一首诗，曰：“左手搂儿哭正急，右手练书亦醉笔，桌下赶鸡脚忙乱，叫人笑来叫人啼。”这首诗堪称为他当年自学环境的一个缩影。
此外，谭先生对古代诗词歌赋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既喜爱先秦时代优美朴素的诗经，又喜爱格律严谨、意境幽雅的唐诗宋词。李白、杜甫、陈子昂、陆游、范仲淹，乃至后来的李清照，这些诗人词人都曾深深感染过他，这对他后来在对联文学上有所成就也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当然，对于古代诗词的爱好兴趣，不仅仅是那些谴词造句的功夫，而是通过诗人词人个性独特的诗词风格和意境，感受到了诗人词人们的爱国、愤世、多情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热血澎湃的情感。这些感情的共鸣对他身处逆境而心怀大志，不甘沉沦，敢于和命运抗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激励作用。他那时也写下不少的诗词，有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有对父亲的冤屈伸雪所抱的企盼，有对爱情的追求和失败所怀的热烈的和悲凉的情感。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激动不已。如他当年曾给一位当时颇有点地位并对他怀有同情感的朋友赠过一首七律诗，诗曰：“千里辽原一望过，身负重载苦奈何；若君助我三通鼓，一声嘶鸣腾江阔。”
第六章：艰难伸冤
谭先生在农村二十年中，还肩负着一项最艰巨的家庭使命——为父伸冤。
谭先生的少年时代是个最纯洁天真的时代，他经历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学校他唱过“跃进歌声似大海，一步跨进六二年”那种充满憧憬的歌曲。虽然六二年并没进入共产主义，但他那被红领巾系着的心灵，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党和国家怀有绝对的相信和热爱。在学校里，写歌颂毛主席和党的诗歌（当然现在看来不过是顺口溜而已）数他最多最棒，常常贴在教室诗歌栏的中心位置，选在学校壁报上。
父亲被定为“反革命”罪而被判刑劳改，最初谭先生一直在心里思索：毛主席和共产党都是英明伟大的，怎么会冤枉我父亲呢，肯定是我父亲有罪。而在母亲无数次的悲哭中，又总是说父亲是个好人，父亲是冤枉的。对母亲的温慈、善良、诚实，谭先生也是深信无疑的。但如果母亲说的是真话，岂非国家冤枉了好人？谭先生心存疑团，多次细细询问母亲，终于了解清楚了历史的真相。原来，1948年一场当地土匪杀害土改工作队的惨案牵扯到了父亲头上。这事原本与父亲风马牛不相及。父亲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事发当时正在自家后院外地里锄苞谷，听到街上有枪声，就吓得赶紧跑回家里躲起来，当时还有一家邻居母子也生家磨房推磨，听到枪响也吓得跟谭先生家的人藏在一个屋子里，把门堵得死死的。而这桩原本毫不相关、且有证人证明的事情，却在“肃反”中被人诬陷，硬说这支土改队被杀害是谭先生的父亲为土匪通风报的信。而在“肃反”运动中，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十有八九“罪”责难逃。因为搞运动的人们并不讲究重证据，只重视挖出“反革命”的数量。被揭发的“反革命”只能按着揭发材料坦白，否则，皮肉之苦会叫你欲死不能。谭先生的父亲顶不住皮肉之苦，只好按揭发材料招认。后被判刑五年，在宜城邓林农场劳改。刑满后又留农场“新生”五年，1968年才释放回家。
当谭先生弄清了父亲服刑是一桩冤案时，就暗在心里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鸣屈，平反昭雪。1965、1967两年，他曾两次到劳改农场探视父亲，进一步了解案情，确与母亲说法一致，从而更加增强了他为父亲伸冤的决心。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政府几乎陷入瘫痪，没有人来过问这些事：另外，阶级斗争天天抓，也更是没听说哪个敢有翻案的。谭先生留心报纸和文件，寻找着机会。后来他找到一本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那上面有一个中央文件说到，即是有些冤假错案，也要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这总算说明：中央承认有冤家错案，并且告知了大体的处理时间。
从1972年开始，谭先生开始了为父伸冤的上访历程。开初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先给县法院一次次写上诉信，在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又借请假走亲戚为由，一次次亲自到县法院上诉。在县法院，遇到客气的法官，给你作些解释；遇到不客气的法官，把你训斥一顿，再把你赶走。在县法院上诉无果的情况下，又转向地区中级法院上诉，但情况依然。在那上访的过程中，有数次，法院都以“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而每一次的驳回文件都会转到当地公社和大队。为此，谭先生和他父亲挨过多次批判斗争。有一次，公社还召开万人大会，谭先生和另外一些现刑分子被揪上台批斗。大队、小队的批斗会就更多了。除此还要不断住一些“学习班”交代问题。镇上的大喇叭，只要广播阶级斗争新动向和通知召开什么大会、只要开大会有领导讲话、只要讲话涉及到阶级斗争、只要出现阶级斗争新大事如林彪摔死、邓小平二次被打倒等等，几乎少不了“反革命子弟谭大江”、“反革命分子谭之汉”这父子二人的名字，同时谭先生的家也以种种借口被抄过几次，凡值钱的财物都被抄去。那样的对人摧残折磨，如果没有对“希望”的期待，没有对生命的珍惜，可能谭先生不会活到现在。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也发生过一些荒唐的、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一次谭先生挨批斗，是因为他写的一副对联惹的祸。这年他在大门上自撰自写的对联是：北京城一轮红日普天照，六里乡万朵葵花向阳开。横披是：群星朝北斗。谁知那时武汉被挖出一个反动组织叫“北斗星学会”，这副横披就成了敬仰反动组织的罪证，立即被视为“现行反革命”被揪斗。还有一件事，有次谭先生在大队召开的批斗会上准备挨批斗，那次挨批斗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现行反革命”，有的虽是贫下中农，但他们有的是出公差懒锝扛毛主席相框而扔到地上的；有的是闲暇无事躺在床上提着老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总共有十几个。而那个时期，谭先生又正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他还是导演，那天晚上要演出。于是下午的批斗会还没开始，公社就来了宣传干部，找到大队书记嘀咕了一阵，说是先安排批斗谭先生，把他斗完，就跟公社宣传干部走。当谭先生按照这样的安排提前退出批斗会去排节目时，还有人羡慕地说：“你真美气！”
不过说实话，谭先生一家在当地没有任何民愤。大会小会挨批斗那只是不可躲避的政治灾难，但没有人打过他们。抄家也是出于少数小人的嫉妒之心——因为，70年代谭先生一家上十口人，人强马壮，在全大队工分最高、收入也最高。而有些有民愤的、或是太倔强的“阶级敌人”可就惨了，打断腰、打断腿，甚至被打死的都有。
事情挨到1977、1978年，这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形势已“满楼风至”，一些大人物的冤案昭雪的新闻不断披露。谭先生开始将一封封上诉信写给中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同志。但谭家给北京写信告状的消息不知怎么后来也被公社得知。正在谭先生所住生产队驻队的公社武装部长就召集干部会，安排计划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要对谭先生父亲谭之汉进行批判斗争。记得那是七九年的早春，寒风料峭，为人倔正的大队民兵连长出于同情，暗下给谭家通了个信。谭先生建议父亲，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离家乡进京上访。当时家里卖掉一头尚不足百斤重的猪，凑锝几十元钱，借了20斤粮票，在一个漆黑的深夜，谭先生将父亲送到火车站，偷偷扒上北上运煤的火车。他跟父亲说，要是最高人民法院不接待、不受理，就跑上街，露出衣服上写着的“冤枉”二字，见汽车就撞，撞死算了，不必转回。
过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又从北京扒火车回来。他腿肿得老粗，人却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他找到了最高法院，先要排号，大概排到几百名后，就在北京等。晚上睡在火车站，腿是在火车站冻肿的，也是跑累的。到了被接待那天，是高院中南接待组的同志接待的他，人家又问了问情况，说“你可以回去等待消息”。父亲说：“我不敢回去，我再回去恐怕活不成”。人家说“不要怕，我们会给你们地方政府打招呼”。为了让父亲放心，人家还写了个条子，让父亲揣着回来。那时中央的话地方是不敢不听的。自打父亲从北京回来，批斗的事再也没人提了。这年夏初，郧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派下来一个专案组，前后调查了近两个月，一桩蒙受二十年之久的冤案终于伸雪。在这等待的日子里，因为改革开放已经动头，谭先生领了全县第三张个人工商营业执照，从房县、竹山、竹溪一路为商业单位画广告，直画到陕西汉中地区。中秋节前，接到家书，说是法院下了给父亲平反的通知书。谭先生欣喜若狂赶回家。
这是一个具有真正“圆满”意义的中秋节。二十一年的沉冤，结果是巴掌大一块白纸黑字了事。尽管如此，抗争终于胜利，再也不过屈辱的日子，那是一种什么也比不了的幸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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